先生走了 老板来了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导师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庄重、严厉，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甚至国人还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这显然与西方的观念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古代读书人的人生进阶只能依靠科举制，遍布民间的私塾是国人受教育的主要渠道，因而，私塾先生在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私塾先生的身份和受教育者的仕途、命运紧密结合，对一些缺乏“耕读传家式”教育的孩子来说，一个出色的教书先生犹如再生父母，“哺育——感恩——回报”的模式成了当时最常见的师生关系。但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涤荡下，私塾先生的知识和教育观念显得陈旧、迂腐。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私塾，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现代文化。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机缘下，导师的身份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教授西方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文学的导师，往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比如，在“五四”前后的北大，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样推崇新学的导师，也有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当然，新旧不是绝然对立的，如“清华国学四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是民国知识界的翘楚，与其说他们是传授知识的老师，不如说是传播、创造文化的精神领袖。在这个进程中，导师的身份也由授业“先生”向知识分子转变。

　　此后，导师的身份和形象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他们曾经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蜡烛”“园丁”和“鼓手”，也曾在“文革”中丧失了师道尊严。改革开放后，伴随“四化”建设的强烈需要，各行各业的导师再次走到前台，大学教师一度成为人们眼里最受尊重的职业。不过，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老师也逐渐向“老板”转化。

　　对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让导师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所学、所教，能否改变自己和学生的物质生活、现实处境，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因为“经济收益”不大而被逐渐边缘化，经济、金融、理工等专业成为宠儿。与之相伴的是导师与老板身分的合二为一，越来越多的导师不再只是传道授业的先生，成了为申报课题、知识转化而奔忙的“老板”。

　　“老板”来了，“先生”走了，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认为这是读书人的耻辱。其实，“学以致用”本身也是教育的功能之一，大量理工科、经济学的知识就是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因此，既要尊重能孜孜以求深奥学术的导师，也要理解那些能“变现”、懂经营的导师。我反对的是那些不尊重学生、浮躁地追求功名利禄的“老湿”“叫兽”（网友调侃语），只要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有助于帮助学生增长能力，他就是值得尊敬的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