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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似乎激起了美国社会沉寂已久的政治热情。然而，最新的民调显示，此次大选可能是新千年以来对选民最缺乏吸引力的一届——仅有46%的人表示，他们对大选抱有极大或很高的热情；而2012年这一数字为57%，2008年为60%，2004年为64%。
舆论上的话题热度和现实中的政治冷漠形成如此反差，是耐人寻味的。由于特朗普的崛起，以往政治参与度较低的底层白人被动员起来。同时，由于反感或害怕特朗普当选后对少数族裔、有色人种实施歧视性政策，大量黑人、穆斯林、墨西哥人、妇女也被动员起来。可即便这样，却无法改变总统选举参与热情的整体下降。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民主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社会稳定剂——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急剧下降。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竞选活动剧场化
政治活动难免会有一定的“剧场效应”，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几乎已经沦为一场政治表演。台面上的演员，若非本人就是金主，便是金主的代理人。为打动选民、拉拢选票，共和民主两党皆不惜血本，花费大量资金，动用全方位媒介，对站在前台的代理人物进行包装。此时，选民实际上已经彻底沦为观众了。
表面上，两党候选人义正词严、唇枪舌剑，似乎都在为民请命。其实，政治表演背后的权钱交易肮脏，权力斗争惨烈。美国民间组织“代表我们”披露，过去5年，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并因此获得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根据美联社的调查，在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头两年，仅在其邮件和日程表中明确呈现出来的政治交易就数量惊人。2009年至2011年，希拉里共与154名非公务人士见过面或通过电话。其中，至少85人曾以个人名义或名下企业名义，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过现金或向基金会的海外项目投过钱，累计捐款1.56亿美元。
邮件还显示，一位外国政要想见希拉里，必须先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3200万美元；接下来，用常规渠道与希拉里取得联系，但通常还不会安排会面；第三步，与克林顿基金会的助理取得联系，以基金会老朋友的名义进行安排，才能成功。这种“夫妻档”模式，加上基金会的运作和包装，将很多见不得人的交易掩饰得似乎天衣无缝。
政治权力寡头化
表面上看，通过热闹的选举活动，似乎美国公民都能进入政治过程。但从制度层面来看，代议制民主下的公民在完成选举之后“就等于零”。这是因为，除了一张选票，他们真正进入政治制度的渠道十分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张选票只不过是国家合法性的“遮羞布”、民主的“道具”。一旦完成选举动作，公民在民主政治中的利用价值就被掏空了。
真正的民主，应以政治身份解放为基础，即政治共同体成员不仅能够获得普遍化的公民资格，而且能够拥有通往权力职位的机会。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民主机制，如选举、协商等，落实公民政治权利。如果没有政治身份的解放，单纯强调民主的机制，无疑本末倒置，也会让民主机制徒有其表。
美国人一直津津乐道自己设计了复杂周密的民主政治机制，公民可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但身份解放一直没有真正完成。一方面，美国的有色人种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真正无差别的选举权； 另一方面，美国高层政治中的权力职位被精英阶层牢牢把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政治权力并非真正开放，而是高度寡头化。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就连号称“平民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和林肯其实都是大农场主；算得上“平民总统”的或许有克林顿和奥巴马，可两人也是中产阶级出身。真正出身于底层的平民子弟，还没有人可以最终当选为总统。他们即便想成为州长、参议员、政府部长、高等法院法官等上层政治中的“实权人物”，难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由于动员了大量底层人士的参与，而显得“更加民主”。殊不知，这恰恰反映底层民众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政治话语权。正如新美国基金会创始人迈克尔·林德在《纽约时报》所说的，由于政治献金对候选人的绑架以及议会力量的式微，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决定由技术专家做出。同时，那些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也很少反映选民的偏好。
试想，假如把钱投进贩卖机，却发现它什么都不会吐出来或者吐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想要的，结果必定是有些人会试图捣毁这台贩卖机。由于底层群众普遍存在政治参与的无力感，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政治命运的主宰者，所以迫切想要倒向另一个极端。而特朗普所承诺的，就是要消除这些民主“路障”，恰恰迎合了底层群众的需求。
社会族群分裂化
一个好的政治体，应该尽量创造社会合作、粘合社会阶层，而不是制造社会分裂和对抗。但在美国的选举活动中，我们经常看到相反的情形。
为赢得“铁杆粉丝”的支持，双方候选人往往刻意制造社会分裂，突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这等于在国内政治中人为创造“非友即敌”的对抗逻辑，有可能激化政治冲突，固化乃至加剧族群歧视。
评论家认为，特朗普利用激情传导，唤起民众对于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的怨恨，通过到处树敌为自己助长人气。这种妖魔化外来人群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排外主义。
美国评论家安德鲁·苏利文指出，互联网的兴起让言论和媒介的门槛越来越低，打破了民众参与讨论的诸多制约，但煽动家始终在技术和情感上占据有利地位。由于没人对民众漫无目的的讨论进行编辑和引导，这让讨论流于意见交换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候选人表现得越情绪化，获得的支持就越多。特朗普深谙此道，抓住美国政治和媒体精英权威衰减的时机，成功激起了潜藏于美国社会的族群冲突。
政治互动民粹化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特朗普的横空出世。
特朗普利用根植于人们精神中的恐惧、虚荣、野心和不安，发起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运动。因此，支持者往往直接效忠于特朗普本人，而非共和党。
同时，特朗普没有提供一套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他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蔑视建制的态度，一种代表力量和强硬的气势，一种对美国白人影响力衰落的歇斯底里。这种绕过政党和宪法结构、利用民众不满情绪直接与民众互动的方式，属于典型的民粹主义。
美国早期立宪者为了防止这一危险，处心积虑地设计了种种“中介机制”。可上世纪起，在直接民主的不断施压下，美国政治机构逐渐被反智主义的极右翼和反精英的极左翼挤变形了。
预防民粹主义的失效，不仅表明美国民主运行的现实危机，更反映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无力在自由与民主、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平衡。就此而言，选民和政治竞选人的非理性诉求主导选举进程，理性的公共政策被淹没在疯狂的民粹主义波澜中，2016年竞选的真正失败者是美国政治本身。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生、《社会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