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治题材电影成为“黑马”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让观众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国产电影佳作诞生。

　　作为电影题材中的一个类型，法治题材电影近年来可谓亮点频现，其中不乏票房与口碑俱佳者。而在大银幕之外，随着摄影设备的普及以及普法方式的创新，亦有不少法治题材微电影崭露头角，广获好评。

　　为何法治题材影视近年倍受关注?其中折射出怎样的法治文化?法治题材影视将走向何方?本期，让我们一同探寻光影世界里的法律精神，展望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的未来。

　　法治题材电影受欢迎，得益于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近些年来，法治理念伴随传播环境的改变，借助各种渠道与平台，尤其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实现了与民众最亲密无间的接触

　　在国产电影进入类型多元化、题材多样化创作时期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不小的争议，这些关注与争议，多是围绕电影质量展开，一个普遍认同的评价是:国产电影市场良好、产量提升，但在质量方面却差强人意。在此背景下，一些法治题材电影因为质量超乎寻常，而成为电影创作陷入泥淖时期的“黑马”。

　　这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对法治题材电影的既往印象中，这类题材多走的是主旋律路线，表现手法较为生硬，价值倾向较为单一，在观赏性方面不足。在中国电影全面进入产业化、商业化进程后，没想到得益于大环境变化的电影类型，竟然是法治题材。这大约和这类题材以往受束缚较多有关系，一旦创作理念得到松绑，就会大大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激情。

　　法治题材电影的纯粹性问题

　　回顾一下这几年几部影响颇大的法治题材电影，会发现这一领域的作品，正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以往法治题材电影的格调，不掩饰自己的主旋律诉求，但会通过灌注大量商业元素的方式，帮助法治题材电影好看起来，这个类型的法治题材电影代表作有《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另一个方向则是大量使用文艺元素，甚至干脆舞台剧化，对法治题材电影的传统进行颠覆，把主旋律诉求深藏于影片的文艺气质之内，通过含蓄的手段，来激发观众对于影片法治内核的探寻，这类影片有《白日焰火》《烈日灼心》《十二公民》等。

　　还有一类电影，包含的元素比较多，解读的空间比较大，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法治题材电影，但如果对其进行整体评价的话，则会发现这些影片的法治元素并非影片的主题指向。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有人认为它是法治题材电影，而有人则觉得其励志功效要远远大于法治启发。

　　具有法治含义但类型多元的国产代表影片有《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等。《老炮儿》讲的是老北京一代人的胡同文化与人际关系以及市井规则的失守，《我不是潘金莲》是对社会生活荒诞一面的嘲讽……如果将之归类于法治题材电影，则会牵扯到法治题材电影的纯粹性问题——我们更需要法治类型明显的主旋律作品，还是更需要充盈文艺气质、淡化法治价值传递功能的商业化作品?

　　法治题材电影为何受关注

　　想要说明白法治题材电影的纯粹性问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搞明白观众为什么会喜欢法治题材电影。首先，法治题材电影受欢迎，得益于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近些年来，法治理念伴随传播环境的改变，借助各种渠道与平台，尤其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实现了与民众最亲密无间的接触，哪怕再偏远的地方的人，也越来越开始懂得，要借助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何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城市，法治更是维护日常正常秩序的必备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观众会敏感地从电影的法治元素中，找到自己最为关心的焦点，并通过对电影故事的了解与感悟，发现能为我所用的办法与技巧。

　　其次，法治题材电影表现了当下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与焦点问题。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谈到的上访问题、《十二公民》谈到的陪审制度问题、《解救吾先生》谈到的公众安全问题等，都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电影具有较强的代入感，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容易站在换位思考的角度，去假设自己成为故事中人后该怎么办。这些电影，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必须要给出解决问题的结尾，因而，法治题材电影的结局很重要，观众在意情节与过程，更会在意结局与价值观，法治题材电影的价值观取向必须正确，因为它决定着能否帮助观众建立信心、重树希望。

　　最后，在文本层面观察法治题材电影，会发现在关注现实方面，法治题材电影走在了电影创作队列的前面。现实生活贡献无数故事，这些故事为创作者提供了无数的灵感，但在将现实故事转化为银幕作品方面，我们的电影人往往显得有心无力。在虚构类作品占据银幕主流的时候，当逃避现实、追求娱乐成为电影业的主要目标之后，法治题材电影勇敢地扛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不但丰富了电影的类型，还强化了电影的力量感，使得电影在承担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拥有了文艺作品本该具备的批判功能。

　　基于以上原因，观众往往会给予法治题材电影更多一些的厚爱，这种关注与力捧，反过来又对法治题材电影创作带来了很好的鼓励。在举世震惊的白银杀人案告破之后，导演陆川第一时间宣布将此案拍成电影的计划，这种响应速度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意味着，法治题材电影所承载的功能无形中又多了一些，比如公众对知情权的吁求比以往更强烈，观众希望通过法治题材电影管窥社会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

　　法治题材电影的发展趋势

　　以强调法律尊严、追求社会平等公正、捍卫个人权利为主要诉求的法治题材电影，在国外已经是很成熟的电影类型，也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的作品类型，诞生了诸如《控方证人》《十二怒汉》《辩护人》等大量佳作。不得不承认，在以往的评价体系里，这些电影也承受着一些非议，比如血腥、黑暗、重口味等。中国的法治题材电影发展，在下一步也必然面临这样的诘问。

　　以电影《白银杀人案》的立项为例，导演陆川就承受着因为特殊的关注而带来的压力。把这个案件拍摄成电影，是不是消费热点，会不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在表现具体细节时，能不能把握好分寸与尺度等，都成为对　导演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提醒创作者既不要为舆论所困扰，又要小心翼翼地处理敏感题材所带来的创作考验。但国产法治题材电影，想要有进一步的突破，也真的需要跨越种种障碍。

　　摆脱压力的最好办法，是创作者调用自己的才华，有力地去消弭质疑，用扎实的作品质量，去赢得观众尊重。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电影人究竟是通过作品来博眼球还是通过真正意义的创作来强调一部电影的社会价值，都会随着电影的公映而显露无遗。

　　本着良好的愿望，整个电影评价体系在将法治题材电影纳入考量视野的时候，也要关注这种类型作品的特殊性，给予法治题材电影更广阔一些的创作空间，也要给予电影人试错的机会。法治题材电影的高度商业化以及用文艺手段表达法治内核，都是有效的尝试。事实也证明，法治题材电影的主旋律诉求在被良好包装之后，会传播得更广、影响更好。正视法治题材电影积极的法律普及价值，用严肃的创作态度凸显法治题材电影的阳光一面，将会成为国产法治题材电影的整体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观众的愿望，也是时代需求使然。

　　(作者系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