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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每一盒药都将有一个“身份证”，谁生产的，谁运输采购了，最后卖给了哪一位患者……这些都可以依托大数据库追根溯源。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追溯？全国范围内怎样建立这个追溯平台？这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副市长屈谦带来的3份提案中都有涉及。屈谦建议，可选择有基础的省市作为药械追溯平台的全国试点，待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后，再在全国铺开。（3月6日《重庆晨报》）
从保障药品安全的角度看，假如每盒药都有一张专属“身份证”，则不仅这盒药出了问题好追究责任，而且其它假药也可能因为没有“身份证”而露出其原形；不仅药企要进一步强化质量监管，而且药品流通的各环节也得谨小慎微，药品安全无疑更有保障，这个“身份证”值得办。
从技术上看，建一个类似身份证不存在多大难度，让身份信息随着药品流动，并将信息录入大数据库，虽然操作有些繁琐，却不缺乏技术支撑。在信息时代，技术往往不成问题，且只要敢于放手发展技术，则完全可以实现药品身份信息全国联网，并随时可供各地相关人员进行查阅。可见，为每盒药建一个“身份证”，在技术上也很可行。
然而，管理滞后于技术是普遍现象，药品身份识别概莫能外。这么大一个数据的维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政府无法完全包揽，必须借助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来不断充实和更新数据。但药品身份和流通数据是较为敏感的商业机密，任何企业接触到这些数据，都可能将之用于商业，至少其他同行会这么怀疑，这个难题又如何化解？
早在几年前，我国就推出药品电子监管码，由阿里健康承担其录入和维护任务，在推出之初也被广泛看好。但后来，有药企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告上了法庭，其中一个原因是，阿里健康一方面经营网上售药，一方面代表国家权力运营全行业数据，一旦阿里健康将这些数据用于商业，对其他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极不公平。后来，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暂停了药品电子监管码，或与此类纷争有关。
此外，药品的最小流通单元是盒，意味着每盒药都得有一个单独的“身份证”，其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工作量会变成生产成本，无疑会推高药品的价格，高价药尚可通过自身利润来消化增加的成本，但对于许多本来不怎么赚钱的廉价药，这个成本可能成为其加速消失的“最后稻草”。假如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加考虑，相关问题不能有效化解，药品“身份证”就发挥不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