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抉择”是医德应有的样子

　　赶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唐耘熳回到了乐山老家。这位刚刚失去母亲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生，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3月31日，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医院里8位准备做尿道下裂手术的患儿，已经等了两年。唐耘熳坚持做完这8台手术，才回到乐山老家，望着母亲火化后一方小小的匣子痛哭不止。回想当初的抉择，她说，“母亲去世我很痛苦，但我的病人还在等着我。”（4月4日《成都商报》）

　　一边是母亲去世，需要为女者回家尽孝；一边是手术已排，需要为医者实施手术救人。一边是死者的噩耗，一边是生者的期待，孰轻孰重，考验着当事人对人伦、价值、道德的认知。选择回家为母亲操办后事，这是尽孝的表现，属于私德的必然要求；选择坚持手术以完成使命，属于升化的私德并成为职业道德的范例。一次生死抉择，一次人格书写。

　　在道德的表现上，尊重人性比超越人性更为妥当。比如，突发疾病的医生忍着剧痛坚持手术，等手术完成之后，自己又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或者，在明知自己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为病人实施手术，最后却倒在了手术台上，如此惨烈的表现，惨痛的结果，并非医德应有的样子。或者，在亲人弥留之际，希望看到孩子最后一眼，却因为坚持岗位而留下了遗憾，这样的职业道德和岗位要求， 也并非我们所希望的样子。不过，在不违背人伦的情况下，传统的“先公后私”或者“以公至上”则需要重新倡导与实施。

　　生死抉择的标准和边界是什么，一是先公后私，或者以公为上。手术实施在前，突发情况在后，因而按照契约精神，理应在实施手术后，去完成私人事务；二是保持理性，正确判断形势。“母亲已经走了，回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回去的早晚对于尽孝没有影响，则不如完成手术已慰内疏；三是正确面对，升华内心的情感。把手术做完以“治病救人”，是对逝去母亲最好的祭奠与怀念。 逝者已矣，生者当如斯。与其痛苦的追忆，不如将这份情感埋在心底，并转化为职业素养的最好践行，才能实现人格与价值的升华。

　　其实，所谓的“生死抉择”，不过是为医者在获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没有请假第一时间返回，而是做完了手术之后才去料理后事。原本，以公为上的职业行为，若以常态化的标准判断，并无拔高的价值。不过，在职业道德相对稀缺的当下，则具备了标本性意义。医者父母心，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医生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对其职业道德有更高的标准。也唯有“视病人为上帝”者，才能真正成其为仁心仁术者。

　　我们一度强调了职业道德，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性，结果却适得其反，既无以尊重人性又无以实现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在于宽泛的要求与强制，而在于个体基于形势分析下的理性选择。“生死抉择”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是至亲在弥留之际，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眼，则应以个人的情感为上；如果已然逝去，早归晚归并无实质性差异，如何选择当尊重个人的态度。“坚持做完8台手术才回家”的可贵之处，则是将悲痛与怀念，转化成一种职业的自觉，实现了个人意愿与公共倡导的有机结合。并以此告诉我们每个人，职业道德应有的样子，就是“我很痛苦，但我的病人还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