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西方宪政民主的“基因缺陷”

　　在当今西方世界，宪政民主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学者笔下，在各种媒体上，“民主崩溃” “民主失败”“民主衰落” “民主恶化”“民主危机”“民主困境”“民主失灵”随处可见。这是为什么？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如果真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那为什么面对民主严重危机，各路精英不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积极的改革呢？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和一些学者多年来不断地呼吁改革现行民主制度，但在现实中，希望改革、积极呼吁改革的人没有权力改革，而一些企图使体制更民主的“改革”，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危机。显然，西方宪政民主衰落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法治、民主过了头，而是西方宪政民主体制本身存在固有的“基因缺陷”。

　　经济基础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西方宪政民主的根基或说其“基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而且是无止境的。它毫不轻视已占有的利润，但眼睛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资本靠什么力量来满足这种贪婪的欲望？靠赖以它形成强固起来又绝对忠于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或国家制度。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这种事实，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国元勋和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美国政党制度的创建者)讲得非常明确：社会本身分成多个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为“使少数阶级(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才设计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范畴的人格化代表，是控制工业企业和银行的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绝对统治，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和垄断的实质所在。它既包括对生产的统治和流通的控制，也包括对全部社会的操控。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所以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方面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

　　现在，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虚拟化进一步推动着金融寡头统治，其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比列宁生活的年代更加深刻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宪政民主怎么能不走向衰落呢？

　　灵魂缺陷：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基础

　　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的融汇。近代西方自然法学说，是用自然法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或理想的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人类所共有的权利或正义的体系。它先于国家而存在，是社会得以维系的人类正当行为的原则。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及国家机制是自然法的体现和实现自然法的保障。社会契约论以自然法学说为基础，把社会和国家解释为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以此来说明政治权威、权利、义务的来源、范围、条件诸问题。

　　综合分析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及其融汇，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哲学理论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这种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

　　第一，明显的先验性。自然法学说认为人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受自然法支配。这里的“自然状态”“自然理性”“自然必然性”“自然法支配”等，是先验的宇宙原则。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神学世界观的法学观翻版。

　　第二，抽象的人性论。他们一般都从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性中寻找自然法的来源。英国哲学家洛克把自然法等同于人的理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视自然法为人的自爱心、怜悯心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他把个人天生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作为其《社会契约论》的基本内容，并据此解释国家的起源和目的。

　　第三，私有财产和有产阶级为中心。卢梭明确指出，平等的核心是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同等权利，无私有财产的无产者自然不能享有。这种政治哲学理论的现实实践形态，正如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德所说：“谁操控了货币谁便是这个国家工商业的绝对主人”。反映在资产阶级司法实践中，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总是作为“被告”，遭受由特权阶级组成的陪审团审判，而在资本的“奴隶法庭”面前，无产阶级“犯罪”也总是早被判定。

　　第四，适应资产阶级不同历史条件的需求而演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法学说重视研究国家的起源、性质与作用，借以论证封建统治违背了人们建立国家的初衷，应予推翻并建立新的制度;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复辟、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自然法学说强调建制，重视政体研究，并由洛克倡导、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完成了分权学说。到20世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矛盾冲突中激烈动荡，新自然法学说强调自然法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一种衡量实在法是否正义的广泛标准，应因时而变。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制度的正义，宪法的创制，应采用自由优先原则，以使最少受益者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达到长期的生活目标(包括补偿、互利、博爱和开放)。实际上就是劝说资产阶级通过体制改良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确保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巩固。

　　上述政治哲学理论基础作为历史唯心主义在法学领域的表现，其根本缺陷决定了西方宪政民主，一是根本不可能确立普通选民的主体地位，更不可能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在西方宪政民主的代表人物眼里，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不过是理应受上帝、神及其代表者皇帝、圣人、精英统治的奴仆、“草根”。尽管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极善于将他们狭隘的民主自由赋予普遍的全民形式，但它根本不可能具有广泛的群众根基，不可能具有普遍的人民性。二是神学世界观、抽象的人性论，终归是反科学、反历史的，不管怎么伪装，它的作用总是同人类的科学发现、实践发展、社会进步成反比的，这就是现今西方宪政民主日益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体制机制缺陷：多重矛盾纠结中的运行

　　西方宪政民主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现已演变为包括“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还包括媒体、智库、教育和学术机构等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其在体制机制运行上的多重矛盾纠结，伴有三个无法摆脱的痼疾。

　　第一，“金钱政治”结构。整个体制机制只能在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下运行。按美国知名民主党人士马文·昂鲁的说法“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即一切靠金钱来运转。这样，只有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而金钱本身是个刚性的东西，只能上不能下，耗费的财富会越来越巨大。

　　第二，利润抉择原则。马克思曾引证19世纪英国工会活动家托·约·邓宁的话描述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西方宪政民主一整套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整个运行按资产阶级是否能获得利润为原则，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日益加深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无解的内在矛盾。仅就国内方面说，西方宪政民主面临三大矛盾：一是垄断集团绝对自由的要求与国家控制的对立。金融寡头为获得利润，不希望任何妨碍它的国家管理和控制;但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威胁它的利益，又不得不把国家暴力强化到极端。二是金融寡头要实现对经济社会生活全面、绝对的统治，希望把一切与之对抗的力量都消灭掉，特别是不希望无产阶级的存在。但是为了确保垄断利润的获得，它又需要为它创造剩余价值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促使无产阶级适应现代化的生产。三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与各部分利益之间、金融寡头代表的各垄断集团之间、垄断集团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相互交织，错综纠结。西方宪政民主运行于这些深刻的矛盾之中，所以对立、对抗、较量、斗争，乱象丛生。

　　如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这本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根本不能容许什么分权。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笔收入丰厚的的生意。

　　如“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实际上，20世纪以来，大量事实表明，西方国家行政权不断扩张，大有超过立法权的趋势。“三权”制衡实际成为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游戏。

　　如“司法独立”。马克思早有揭露：法官的推选、任命、立场是由资本特权决定的。如此一来，“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政民主的衰落，西方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根源于宪政民主本身的基因痼疾，所以曾经持“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近年来多次哀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作者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