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旧体诗都应与时代同行

　　中国号称诗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诗国的新诗与旧体有各执一端、分道扬镳的倾向。一些新诗人强调新诗的自由，自由到谁都看不懂的程度。正如诗评家谢冕先生所说：“对当前诗歌总体评价我和大众一样，诗歌界不能提供大众心中的诗歌，大众失望，我有同感。诗歌界认为新潮就是好，一味读不懂就是好……”（见《人民日报》海外版）。旧体诗创作呢？有些诗人特别是有些刊物又过分强调格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他们虽然也同意“求正容变”，但实行起来却只求正，不容变。究其原因，都是正确创作方向的迷失。文艺创作的根本，是为人民大众，是以人民大众为中心，为人大众服务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大众所欢迎，所热爱。否则大众看不懂，即使看懂了，诗写的那些东西又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怎么会喜闻乐见呢？同样的，旧体诗若一味追求格律、死守平仄，则会造成艺术性的缺失，从而影响限制了诗思想性的发挥，同样会受冷遇。所以，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都应与时代同行。

　　新诗与旧体诗都应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都不应以“自我抚摸，小天地、小格局、小忧愁、小喜欢”为追求。旧体诗则更应避免大而空、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式。目前，一些人对旧体诗创作的误解、误判，也会影响旧体诗的创作与创新。

　　对旧体诗的一个主要误解是：“古代诗用文言写”，而“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与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所以便“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首先，古代诗歌并非全用文言写，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几乎全用当时的口语，即当时的白话亦即凝练了的诗性语言写成。例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王之涣的《凉州词》《登鹳雀楼》，李白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杜甫的《登高》《登黄鹤楼》，等等，都明白如话。即便其中有文言的成分，就像今天的白话也兼有文言的成分一样，其“文”也已被“白”化了。因此，以此为理由反对用旧体形式创作，不成立。事实上，在新诗快速发展的同时，旧体诗也在继承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其成就并不亚于新诗。其中又以鲁迅和毛泽东的旧体诗创作为先导，为典范。其他如柳亚子、郁达夫、聂绀弩、启功以及从新诗转为旧体的臧克家、贺敬之等文化名家的旧体诗，和李大钊、恽代英、夏明翰、吉鸿昌等革命烈士的旧体诗，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说明旧体诗还是有很强生命力的。当然，它也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以保持其生机与活力。但改革创新，不是“革命”，不是革掉格律的命。诗的格律是束缚，如果死守，它就是手铐脚镣；如果活用，它就会大大增强诗的乐感，并使诗精练。这种精练就如同被压缩的弹簧，被捆绑的炸药，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这就是毛泽东诗词具有超强张力的原因之一。总之，新诗和旧体都应在改革创新中发展，并在发展中取长补短，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