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近日，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超过7亿条公民信息遭泄露，8000余万条公民信息被贩卖，涉案金额117万余元。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一审判处被告陈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王某等5人有期徒刑5年到3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40万元到6万元不等；以同罪判处被告何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万元。
信息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屡屡遭到泄漏，既得不到隐私保护，还因为个人信息的暴露导致经济损失和危及健康、生命的代价。因此，信息时代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既是维护社会和谐和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所有信息、IT企业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保护个人隐私上，除了法律和管理，当然还需要科技手段的介入。但仅从法律来看，对盗取个人信息并以此获利的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处是一种有效手段。但是，一直以来，无论是业界还是公众的观感均是，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太轻，无法以儆效尤，也让此类犯罪日益增多。
这一点，从对国内和国外，尤其是与美国的比较就能看得出来。中国的盗取个人信息案（无论是黑客入侵还是内部人员盗取公众大数据和个人信息）一般只判一两年，最高也就10年左右。
判刑较为（或者是中国最为）严厉的一案是，2015年7月江苏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判处被告谭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合伙入侵一金融公司的数据库，获得投资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资金记录、银行卡号等原始数据，然后登陆网站系统申请提现，窃取钱财。郎某骗取资金9起，骗取人民币共计1572356.15元；谭某参与其中5起，骗取人民币共计1023343.4元，分得赃款20000元。
尽管对盗取个人信息获利的犯罪分子的惩处的轻重程度是由犯罪动机、过程、危害后果、涉及受害者的多少等来确认的，也与适用的罪名有较大关系，但与美国相比，国内对惩处信息犯罪的量刑普遍较轻。
一般而言，美国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尤其是盗取个人和政府大数据卖给恐怖分子的行为会进行最严厉的惩处。例如，2016年9月，美国一法院对20岁科索沃黑客费里兹（Ardit Ferizi）判处20年有期徒刑，原因是费里兹入侵美国一家企业的服务器，窃取该企业超过10万名用户的信息，其中包括1351名美国军队及联邦政府雇员的数据，并把这些数据转送给伊斯兰国（IS）黑客部门的领导候赛因（Junaid Hussain）。
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并非是美国对盗取个人信息最严厉的处罚。早在2013年，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对以库兹明为首的3名东欧黑客宣判有罪，分别量刑95年、67年和70年（总计232年）的监禁，这3名黑客均不满30岁，是迄今对盗取个人信息犯罪者惩处的最高纪录。
当然，量刑极高的原因在于这3名黑客造成的损失巨大，而且危害国家安全机构。这3名黑客制造的Gozi木马病毒感染了全球超过100万台电脑，仅美国就有4万余台电脑被感染，其中160多台属于美国航天航空局等重要国家机构。此外，这些黑客制造和传播的病毒攻击特定金融机构，从个人银行账户中窃取了上千万美元。
如果说这3名黑客的最高量刑是罪有应得，那么，美国对另外一些盗取信息的行为进行了不成比例的严厉惩处。最有名的便是对黑客艾伦?施瓦茨（Aaron Swartz）的量刑。施瓦茨盗取的不是个人信息，也没有以盗取的信息获利，他盗窃的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和JSTOR（一个在线学术期刊系统，其数据库包括1000多家期刊）的480万份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献，并把这些知识和信息免费发布在个人网站上供所有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享用。
2011年7月19日，施瓦茨因数字盗窃被捕。后来被起诉，罪名包括电信欺诈、计算机欺诈、从受保护计算机内非法获取信息、鲁莽破坏受保护计算机等罪，检察官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50年，最高罚款400万美元。由于无法承受压力，施瓦茨于2013年1月11日自杀，年仅26岁。
施瓦茨之死引发了美国和全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广泛争议和讨论，而且相当多的人希望施瓦茨之死可以促成一部“艾伦（Aaron）法案”，废止严苛的计算机犯罪法，以保护人们在网络上自由获取信息、免费分享知识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抛开争论不谈，仅就美国目前对数字信息的保护而言，就让盗取知识者的惩处程度高过盗取个人信息和国家安全信息，说明美国对信息时代盗取信息犯罪的惩处极为严厉。而且，仅仅比较对盗取个人信息的惩处，也体现为美国最为严厉。2012年，只是非法入侵多位好莱坞明星电子邮件，盗取个人信息的美国男子查尼就被判处10年监禁。
现在，陈某等人盗取7亿条公民信息，贩卖8000余万条公民信息，涉案金额117万余元，最高才判处5年半，显得处罚非常之轻。今后中国需要更为严厉地打击信息犯罪，尤其是对盗取个人信息获利者进行更沉重的打击，才能以儆效尤。结合其他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公众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