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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按照一般的理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高校、党校系统的工作。其实，高校以外的各类智库功能定位和发展建设，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之一。智库的政策研究无论作为功能或管理载体，还是研究成产品本身，都是属于国家意识形态、文明建设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智库的主要工作是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治理方案，对社会、经济、外交、国家安全、法治、医保、教育等领域遇到的问题、挑战和矛盾提出有效应对举措，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安全战略提出顶层设计。这些方案、举措、设计，在形式和使用定位上有较大区别：有些是短平快的，内含具体操作性措施或解决疑难杂症的“金点子”。但更多的是问题分析、数据实证以及中长期思路和举措。这些好的建议需以研究者积累的学科知识经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不是简单拍脑袋形成的，更不可能以日常议论和评价为主要话语形式。
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缺乏理论基础，没有对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动向进行跟踪、思考、评判、提炼，相关政策报告内容一定是肤浅的、感性的，其分析与论证是缺乏前瞻性、科学性的，甚至结论是荒谬的，应对措施是脱离实际的。这也就意味着，智库研究人员只有具有元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熟练掌握科学方法，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历史经验、国际动向和发展模式，才能够形成有力的话语、创新的概念和有效的分析，其研究产品才是有“资政”意义的。
近年来兴起的智库热表明，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研究有很大的需求。这难免在客观上造成了智库研究者忙于过程和数量管理，而相对忽视了对理论创新与转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放松了对智库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视和资源的长期性投入，减少了对学科性研究周期性特点的理解和关注。具体问题包括：缺乏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训练以及研究方向、目标规划、课题申报能力的指导，欠缺对“冷课题”的研究、不同学科方向的补缺和前沿学科发展成果的关注，等等。
其实，智库研究者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研究成果不仅是出版成一本著作，其中的部分内容甚至核心内容应当可以提炼、转化为公共产品，成为党和国家施政的一部分或者内在的理论依据、外在的阐释话语，成为政策纠偏的科学依据。有理论和学科修养的智库研究者，应该能够把融会贯通的理论和思想渗透进政策的规划中，应该可以超越一些政策分析和规划中存在的就事论事、程式化、短视化的不足。
同理，政策研究的长期积累和各种战略性认知，也可以上升到理论和学术高度，为学科内容提供延伸性、实证性的案例，证伪错误论述，纠偏以讹传讹的观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阶段性的突破方案，都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个过程中的许多政策成果、经验教训应该转化为经典型理论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智库研究的人，同样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出大力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