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之说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法治”内在地具有“规则”与“规则意识”。“法治”的核心是建立起宪法法律体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均受法律有效约束。

　　有人说，“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此种识见不无道理，但必须警惕，因为它极具歧义，可有几种含义差别甚大的理解。其一，社会规则作为一种规范性要求总是抽象的，它有赖于人(行为主体)在具体情景中的具体创造性运用。此种意义理解所强调的是：应当警惕脱离现实、不顾情境的“为义务而义务”做法。这当然合理。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相关情境中说或听到的此话，往往并非此意义上的。其二，规则自身有弹性，行为主体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规则的弹性与自由裁量权是由规则本身事先规定了的，它本就是规则的一部分。即，此弹性与自由裁量本身就是有规则加以原则规范的。当然，规则有灰色地带，规则的灰色地带是规则的可能漏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此话时往往是想钻规则的漏洞。其三，别太把规则当真。此意义上的“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最可怕。因为它藐视规则，从根蒂上腐蚀规则体系。

　　时下，日常生活中有两种观念倾向值得注意。其一，强调规则执行中的“权变”。如果强调“权变”针对的是那种不根据现实情境去创造性实践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文牍主义、懒政等现象，则是合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能够谈论规则执行中的“权变”时，总是以规则及其权威的确立以及对规则的敬畏为前提，因而，此“权变”应是“规则”自身的权变，是在规则自身范围内的创造性活动，且此创造性活动不能违背规则自身。不能离开规则及其权威谈论所谓“权变”问题，更不能以“权变”否定“规则”本身。应当警惕将“权变”与“规则”分割对立的做法，警惕在所谓“权变”理念下对规则的实用主义态度，警惕以“权变”为美名的反规则行为。其二，强调执法中的“人性化”。如果是针对执法中的冷漠、故意刁难等现象，其本意当然是好的。不过，即便如此，也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范围内的自由裁量与便利服务。否则，就有可能不公平、冒犯法律权威乃至徇私枉法。如果是基于“心软”，也许本意善良，但结果有害。如，行人上全封闭高速公路被撞，尽管得负全责，但开车人仍然不得不基于所谓“人道”理由给予适当赔偿。又如，高速公路开车超速10%以内不罚款。诸如此类所谓“人性化”做法，事实上在鼓励人们违法。我在欧洲曾看见一张罚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违法事实：限速100公里的路段时速开到了101公里。因超速1公里而吃罚单。此种法律权威不容丝毫侵犯的做法，不得不令人们对法律有敬畏感。

　　阿伦特在思考政治美德时曾提出，须警惕将私人道德政治化的做法。她严厉批评将同情作为政治美德的想法。她认为，同情只与具体个体相关，离开了具体个体，就有可能以“社会替代了政治”。阿伦特强调不能简单地将个体美德替代政治正义，强调在公共生活中应以坚持法治、规则为原则，却是合理且深刻的。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