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地方闹婚恶习很严重,低俗无聊伤风败俗甚至发生伤害事件,更恶劣的是,就在巴东有的农村,在葬礼上竟然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这简直是在亵渎家风。”。近日,50多岁的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谭家村社区居民向宏茂在台上慷慨激昂痛斥乡村陋习。(12月26日湖北日报网)
闹婚作为一种失范行为,在不少地方都曾经或者正在上演;在一些乡村地区,闹婚已经成为无禁忌、无底线的集体狂欢——以祝福一对新人进入新的人生阶段、获取新的社会角色之名,闹婚在恶搞化、低俗化、色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偏;闹婚的正功能被人为地夸大、负功能被选择性地漠视,让一些人为所欲为。
与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相比,一些慢了一拍的“文化堕距”犹如一个枷锁,让不少人苦不堪言。闹婚被道德化、人情化,让“闹婚”的受害者即使觉得委屈和屈辱,也不得不妥协与退让。面对道德捆绑和动情感化,不少人欲罢不能,缺乏对陈旧、滞后的闹婚陋习说“不”的底气与勇气。
在昔日的乡村,办红白喜事的人家通常会放电影、放录像来吸引人气;急剧的社会变迁,让这些场景成为过去式。当红白喜事是否热闹关乎到社会评价,为了“脸面有光”,不少农村家庭都会邀请表演队前来助兴。红白喜事具有公开性和象征性,具有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功能;不同村民之间的较量,既在于酒席的档次与仪式的排场,也在于表演团队是否能够吸引观众。
乡村婚丧异化为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当看客们对同质化的表演产生了“审美疲劳”的时候,难免会陷入乏人喝彩的边缘化境地。面对观众们的“用脚投票”,一些表演团队热衷通过低俗、恶俗的表演来刺激肾上腺;为了“热闹热闹”,表演团队竟然在葬礼上唱起了欢快、喜庆的歌谣;这样的“价值失落”,需要引起警惕与反思。
如果说乡村婚丧陋习是一种“罪”,惩罚的板子却不能全部打在村民们身上。村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精神诉求,当这种需求得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就有可能通过扭曲的、荒诞的路径呈现出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体育、文化、艺术等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失衡,让农村人的精神文化诉求“吃不饱”。乡村文化市场的供需失衡,让乡村婚丧陋习有机可乘。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当人人都可以用习俗、惯例、地方亚文化来为所作所为找到正当性与合理性,乡村婚丧陋习就会愈演愈烈。对乡村婚丧陋习纠偏,关键在于丰盈村民们的精神生活,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乐;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起来了,乡村婚丧陋习的生存空间才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