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宽容不宽纵的少年司法制度

　　近年来，多地发生的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暴力恶性事件，暴露出对于有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管制手段太过单一，对其涉罪后的行为也缺乏有效的纠正机制和教育挽救。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在于少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备。

　　我国1991年颁布施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经过两次修改，对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本权利起到了法治保障作用。但不少专家、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多为倡导性规范，刚性不足，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在法律执行层面，由于涉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监护人等多个主体的共同责任，出现了相互交叉、界定不清的“责任稀释困境”，最后变成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出了问题找不到”。

　　在司法实践层面，不少地方仍停留在比照成人刑事司法标准予以“小儿酌减”的观念上，缺乏专门的处置措施。实际上，施暴的少年，多数成长于“生病”家庭，监管缺失、教育不当等问题普遍存在。这些孩子的“病”，不能简单地用“成人药”来医，必须使用儿童“专用药”。而修改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是挽救这些孩子的“治病良药”。

　　今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大修备受社会各界期待。记者注意到，这次修改不仅条文增加了一倍，还契合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专门增加了网络保护章节，对于校园欺凌等社会关心的问题也有所反映。在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在进行修改。

　　“只有错误的成人，没有错误的孩子”，是少年司法领域通行的理念。对犯错的孩子宽容，并不意味着宽纵，小恶不惩纵容大恶，构建宽容不宽纵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屏障。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键在于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对此，有关部门应建立“临界预防”机制。2016年，四川省资阳市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建立了包含高危未成年人户籍、家庭成员、涉案情况等详细信息的数据库，并根据未成年人个人家庭情况、违法犯罪严重程度及以往违法犯罪记录实施“三色预警”，开展“临界预防”。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特殊的立法、设立特殊的机构、配备特殊的人员、适用特殊的程序、采用特殊的方法“治疗”未成年人犯罪。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全国不少法院的少年法庭面临被撤销的尴尬境地，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在办案数量上不占优势，需要建立相适应的内部评价体系，让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安心工作、专心审判。

　　保护是最好的预防，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各个主体应当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各界期盼，此次修法设立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可以发挥统筹青少年事务的主导作用；各部门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建立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应急处置、研判转介、帮扶干预、督查追责“六位一体”的联动反应机制，让部门合作更加顺畅，保护渠道更加完善。

　　此外，未成年人犯罪与监护人失职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只有保护、支持家庭的完整、稳定与发展，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生存、教育环境，才能从源头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概率。而对于严重失职的监护人应坚决撤销监护权，由国家兜底。除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外，还应树立“国家监护”理念，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责任追究。目前看来，对于一些违反法律、不称职的家长，尚缺乏规制手段，期盼通过此次修法得到合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