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爱国”是五四精神的基石

　　“五四”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它仍然让人不断地回首，也不断地继续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五四时期的思潮纷纭，五四时期的历史面向也相当丰富，但其中五四的“爱国”主题，当然是构成五四精神的关键和基础。如今，一些人把“爱国”与五四运动中其他关键词人为对立起来，这显然偏离了五四精神的方向与意涵。

　　“中国走出积弱贫困，走向富强”的强烈希望一直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五四时期的精神内核。这一点其实和五四的“启蒙”与“人的觉醒”，“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并无冲突，反而构成了这些主题展开的关键历史背景和核心命题。正是对于国家在现代世界上的兴起有着强烈渴望，民主与科学这些解决中国问题所需要的重要历史主题才因此展开。

　　应该看到，正是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孱弱和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触发了这场运动。而在整个五四时期，中国的历史处境和深沉的民族悲情，正是先驱者们展开自己思考的前提。

　　对于“中国”的困境有深切的认知，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能够在现代进程之中得到发展，是五四的核心主题。“爱国”是五四精神展开的基础，是其它精神要素得以附着和生发的主干。

　　对于“现代”，五四的先驱者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正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现实关系，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身份的最为清晰的界定方式。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方式。

　　这些认识，对五四先驱者们来说是一些基本的认识，也是当时的现实。离开这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现实，实现民主与科学等任何理想都难有立足之处。没有国家的发展，没有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就是屈辱和被动的。这是他们的理想得以展开的内在现实基础和逻辑前提。

　　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正是以“中国”作为最关键的议题，中国如何摆脱当时内忧外患，如何建立起自身的自主性，是很重要的。他们对启蒙的思考，其实也没有脱离这个大主题。五四先驱者的思考，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势，也从来没有把国家的兴起和人的解放对立起来看待。

　　他们谈论欧美和苏俄等不同的现代选择时，总是把中国富强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来看待的。被视为五四精神发端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其实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到的那种历史紧迫感，正是来自对于国家危亡的担忧，也正是由此展开了整个文章的命题。他提出的中国的青年所需要的“自觉”“奋斗”和六个基本主张，都是在这个国家危亡的前提之下展开的。

　　因此，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这个现实之下的历史的抉择。这种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和使命感，是五四精神至今仍然影响中国的重要方面。一些人总是认为五四的理想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抽象，或者或明或暗地尝试将五四理想和国家富强发展的关系加以脱离，这是没有根据的。即便在一百年后的当下世界，也找不到其现实存在的依据。而那种对突出“爱国”意义颇有微词的论调，要么是缺乏对五四精神核心要义的深切理解，要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