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中国：如何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

    主持人　　潘如龙 本报记者
    嘉　宾　　迟福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部署
    主持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三大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
    迟福林：的确，“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高频词，它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时代变化，抓住主要矛盾、顺势而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经济生活的实际出发，中央先后提出了“三期叠加”“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新常态”等一系列重要判断。在我看来，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对上述系列重要判断的提升，是对“新常态”判断的跨越，是一个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断。
    主持人：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您认为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是什么？
    迟福林：从国内经济格局看，高质量发展适应了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富起来了，需求升级了；人们对高质量产品、个性化服务、健康医疗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了。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让供给体系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变化。什么是高质量？有很多衡量指标，但其本质特征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全球经济格局看，我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但自主创新、品牌竞争力还明显不足。尤其是在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背景下，在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面前，如何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影响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高水平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
    主持人：高质量发展确实抓住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核心。那么，在您看来，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有问题导向。转向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抓住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着力破解现实经济发展中“质量不高”的某些突出问题。从总体看，这个“质量不高”，主要反映在实体经济上。我认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鲜明地提出，把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
    主持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迟福林：是的，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践证明，没有一个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就难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难以有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供给体系，就难以为人民提供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类产品和服务。
    什么是实体经济？就是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领域，是提供有效供给的领域。虚拟经济则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不能本末倒置。适度发展虚拟经济，目的在于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脱实向虚”“空转盈利”。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强国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主持人：您从大的角度分析了高水平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您看来，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在当前面临哪些挑战？
    迟福林：这个问题很重要。客观分析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助于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在我看来，发展实体经济主要面临结构性失衡的挑战。
    比如，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向高品质升级了，但供给体系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很多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去国外体检、就学，都反映了我们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作为一个大国，这是值得警醒的。
    再比如，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目前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在6%左右，银行业的营业利润率远超工业利润。“钢材卖不出白菜价”，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此外，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在某些城市和地区，房地产明显脱离了居住属性，成为金融投机的工具，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我一直认为，供给体系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也有供给不足、不优的矛盾和挑战。两者同时并存，需要两端同步发力解决。
    主持人：怎样认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
    迟福林：实体经济面对的各种挑战，主要是“长期因素积累、成本因素增大、国际因素促发”的结果。
    第一，长期因素积累。在较长时期内，我们以总量发展为导向，以做大GDP为重要目标，形成了“增长主义”的某些突出特征。这种发展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环境破坏等棘手的问题。
    第二，成本因素增大。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本世纪初平均劳动工资在每月700元左右，现在涨到4000元以上，但是产品的价格却没有长得那么快。过去社保体系还不健全，现在“五险一金”完善起来，企业成本也就上去了。此外，要素成本、环境成本等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传导到实体经济，尤其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时候，矛盾就集中爆发出来了。
    第三，国际因素促发。现在企业的产品在国际上相互流通，相互竞争。2015年美国一家品牌咨询公司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榜”百强名单，美国有52家企业品牌入选，而我国只有2家。2016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内地企业的人均营业收入只相当于500强总体人均营业收入的76.06%、美国企业的63.48%。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实体经济的短板就凸显出来了。
    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今天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
    主持人：在您看来，导致当前实体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迟福林：在我看来，这不是哪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的某些突出矛盾与问题。2016年2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从2015年底的10.1%直接降到6.9%；2016年1月至8月，同比名义增长仅为2.1%。此后开始逐步回升，但直到2017年11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也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投资水平。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意愿低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成本过高，包括税费、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用能、物流成本等。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破、立、降”，降低成本任重而道远。为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以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二是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障碍依然存在，“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忽隐忽现，石油、通讯等领域社会资本难以进入。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产权保护政策尚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稳。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当前相关方面正在“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以落实中央产权保护政策，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主持人：您深入剖析了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确实，在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那么，您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景怎么看？
    迟福林：在我看来，我国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机遇。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历史性特点。
    一是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2.9%，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接近或达到60%。在服务型经济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助推产业变革的新动能。
    二是消费结构正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型。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消费时代”，为全球尤其是欧美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巨大市场空间，也为我国发展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是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35%提高到60%以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并进的趋势明显增强。
    四是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将由2016年的18%提高到20%以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未来几年，发展服务贸易成为我国开放转型的突出特点和重大任务之一。
    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要在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推动实体经济的优化升级。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做得好，实现高质量增长就有重要前提，就能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制造业优化升级：将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主持人：是的，我国实体经济有着巨大的优化升级潜力。那么，要释放这些潜力，您认为重点何在？
    迟福林：推进实体经济高水平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既要通盘谋划，又要重点突破。在我看来，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关键和重点都在于发展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主持人：为什么说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的关键和重点都在于发展制造业？
    迟福林：第一，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的实体经济，目前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迅猛。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三去一降一补”，更多的是针对这些制造业。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视察徐工集团时又提到，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
    第二，制造业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当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可用9个字概括，“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尤其是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势头相当猛，从3D打印机到工业机器人再到人工智能，势头不可阻挡。
    在美国，制造与服务融合型企业占制造企业总数的58%。在德国，有两个“70%”：服务业占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制造业要着力在“服务化”三个字上下功夫。强调“服务业主导”，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要以研发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就是说，制造业的优化升级，
    关键在于研发能力，重点是核心设备和核心技术。
    第三，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决定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以东北振兴为例，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问题在于能否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我在前不久的东北振兴论坛上提出，东北的出路在于依托国内巨大的市场，大力发展制造业，大力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尤其是装备制造业。2015年辽宁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2.5%，装备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占比为49.5%。装备制造业是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更是优势产业，完全有可能通过优化升级，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主张东北发展轻纺业的建议则值得商榷。
    创新驱动：释放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
    主持人：看得出，您对发展制造业还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这给各方一个很好的预期。那么，着眼于高质量发展，我们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您认为最大的动力何在？
    迟福林：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工集团视察时指出，“发展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当前特别要抓好创新驱动，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我国进入发展新时代，强调“创新”，抓住了关键点。
    近几年，我国在发展信息技术与先进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某些产业世界领先。但是，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里，有两组数据很重要。不久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名第22位。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们在监管环境、高等教育、单位能源GDP贡献量等指标中排名靠后。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还依赖于国际市场。最近几年，互联网、大数据正在引领制造业优化升级。未来5至10年，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自主创新这个强大的“中国发动机”。
    主持人：是的，我们要是把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释放出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不可估量。您认为怎么才能释放这个第一动力？
    迟福林：在我看来，人才是创新的第一源泉。目前，我国人才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各种制约因素还比较多。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例，“新兴技术+操作人才”严重短缺，“技术+管理人才”更是一将难求。由此看来，自主创新的关键是尽快培养人才，尽快形成人才支撑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以教育为例，教育体制“考试型、封闭式、行政化”的特点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突出，导致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企业招工难。我们急需的工匠型人才、技师型人才短缺，这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推进教育改革，调整教育结构，是释放创新这个第一推动力的根本所在。这些年来，我一直呼吁教育需要第二次改革，要从“考试型”向“能力型”转变，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培养技术型人才。我认为，这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深化供给侧改革：向高水平经济发力聚力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8项重点工作。在您看来，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动高水平实体经济，要从哪些方面破题发力？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需要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其实质是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促进供需关系动态均衡的根本保障。从实际情况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既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经济转型全过程，又要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
    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与此同时，从市场主体的需求出发，找出实体经济的“痛点”，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舒经通脉。
    一是扩大市场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当前，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二是成本要降低。制度性成本看上去很虚，却很真实。“曹德旺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成本过高。娃哈哈的宗庆后算过一笔账，一年要缴费200多种。这些制度性成本要尽快降下来，真正“放水养鱼”。
    三是税收结构要调整。过去几年来的减税，多数企业叫好，但也有企业表示“不解渴”。美国的大幅减税，对我国制造企业更是无形的压力。从当前的情况看，减税的空间不大。为什么？现行的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出路在于加快税收结构转型，从间接税为主转为直接税为主。关键有两点：一是抓住机遇，下决心；二是稳妥安排。例如开征房产税的趋势不可避免，但要做好设计，最好是明确告诉老百姓，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整体税负下降。
    四是市场监管要转型。要把监管变革作为深化简政放权的重点，进一步推进监管转型。要向专业的、技术的、法律的监管转型，而主要不是行政性监管。
    在这些“痛点”上聚力、发力，打通经脉，就能够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为实体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尽快送出“定心丸”
    主持人：发展实体经济，根本因素还是人。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多种原因，企业家的预期不是特别好。为此，2016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您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创新型企业家”这一概念。在您看来，如何稳定企业家的预期，调动他们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迟福林：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需要培养有能力的企业家，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市场上能识别风险、防范风险、把握风险。当务之急是降低非市场风险，“守护”企业家的预期。这个非市场风险主要与产权保护相关。
    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11月份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去年9月再出台意见，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现在关键在于落实。令人欣喜的是，不久前，最高法院公布将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出台详细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释，使得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该“赦免”的赦免，给予“定心丸”，以彻底免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创新型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的创造者，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怎么让他们发挥作用？总结过去近40年的经验和教训，要在制度上实现产权激励，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根本出路。
    赢在转折点：
    浙江重在搞好
    “两个保护”
    主持人：可以说，稳企业家就稳经济，释放企业家活力就释放经济活力。浙江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比较多的省份。您长期关注浙江，和浙江企业家多有交流。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上，您对浙江的实体经济发展有何建议？
    迟福林：近几年，我相当关注浙江这块热土，到浙江调研也比较多，与一些企业家座谈交流，从中获益不小。2016年，我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赢在转折点》。这个题目，就是在和浙江企业家座谈当中得到的启发。对于浙江，我有两件事印象比较深刻。
    第一，赢在转折点。发展高水平的实体经济，我认为浙江已经在起步，而且势头很好，有些走在全国前列。我们过去讲，“赢在起跑点”，现在是“赢在转折点”。浙江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市场感觉好、趋势把握准，企业体制活、转型快，所以赢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现在，浙江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从传统业态中抽身出来，投资到新的业态中。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浙商企业成为全球的领跑者。应当说，“赢在转折点”是浙江的突出优势，也是浙江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第二，浙商精神。这两年，我多次在浙江相关的论坛上作演讲，很有感悟。不但省级商会，而且市一级的商会、县一级的商会都很活跃。浙商敢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浙江在转型发展中走在了全国前列。
    下一步，浙江如果把这两件事做好了，后发力会更强。一是产权保护。浙江民营企业家多，对产权保护更为关注。如果浙江能率先抛出一两颗“定心丸”，就能更好地稳定企业家预期，激发企业家精神。二是治理雾霾。我在国际场合交流时，不少国际上的知名企业家告诉我，如果杭州能够有更多的蓝天白云，他们的企业尤其是研发中心就会入驻。
    主持人：谢谢您对浙江的肯定和建议。把环境保护好，把产权保护好，我相信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上就能够走在全国前列，就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浙江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