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相比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

    创新对长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举世公认。但创新从来不单纯是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历经改革的国家，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中国改革的前30年里，在从计划模式转轨到市场模式方面，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其核心是废弃过去约束经济发展的制度，代之以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
    用市场制度代替计划经济，解散人民公社，开放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允许民营经济大发展，取代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等等。这些“创新”的制度使资源得以大规模地优化重组，大大地减少了落后制度带来的浪费和低效。从制度层面看，相比改革前的制度，如今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的制度更为相近。
    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创新”的制度可能并不新。但从中国自身来看，从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的角度来看，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而言，中国的制度改革能走到这一步的过程、走法，都是创新。有些改革在当时旧制度的束缚下显得非常大胆、冒险。没有这些基本的制度创新，在落后制度的束缚下，绝大多数管理和技术创新都不会产生。今天，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后制度是造成问题的根源。不改革这些制度，以行政方式大规模推动创新，不仅不会如愿以偿，而且可能导致很高的风险。
    粗看全世界的整体情况，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和基本的作用。但细看，则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主要依赖技术创新。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从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投入的角度看，通过市场已经使资源配置达到相对完美的程度或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优化组合。
    在此条件下，经济再向前发展，只能主要靠技术创新。这就是产业革命以来，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处于制度和技术前沿领域的国家，在一百多年里走过的道路。但是，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承担非常高的成本和风险，而且需要制度上的基本条件。
    因此，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包括19世纪末的德国、日本，战后发展的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依赖足够好的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创新方面与技术的最前沿国家足够接近。
    但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跨分支的经济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在二三十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就曾经提问，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发达的经济？的确，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所有国家都是法治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没有制度上的差别，也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应付的严重疾病，那么它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应该趋同。
    因此，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是非市场制度或没有法治的无秩序制度束缚了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首先消除束缚发展的制度，代之以有利于发展的制度。消除落后制度，采用先进制度，是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虽然作为制度创新的最终结果，与先进国家比较，可能没有特别新。
    如果认识不到制度的重要性，误认为技术决定一切，忽视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强制方式大规模推行技术创新，不但可能事与愿违，而且由于制度的原因，可能制造出巨大风险甚至灾难。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就是很好的教训。当时亩产万斤粮，其中也有所谓科学。
    钱学森先生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以“科学”方法论证，通过光合作用把阳光能量的一小部分固定为碳，即粮食，亩产就能达到万斤、十万斤，甚至更高。“大跃进”中类似性质的“科学”和“创新”层出不穷，是最终招致大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制度条件，意味着忽略创新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在谈到创新时，如果讲经济现象、社会现象，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新者为什么创新，他们的动力是什么？努力从事创新的人很多，动机更是不同。
    有的人是为了好奇，有的人是为了名利，有的人是为了科学，有的人是为了商业。有的人的动机与投资者利益一致，而大多数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几乎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需要别人投资的。投资者为什么向某个创新项目投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要做决定的。用什么机制来决定？这是一个要重视的问题。
    第二，谁能创新。乐于从事创新活动，或声称能够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可以很多，可能有一万人，十万人，甚至一百万人。但在他们中间谁真的想创新？谁能够创新？怎么选择？用什么机制选择？在任何官僚体制里，选择机制都有一些程序化的简单办法，例如看学历、看学位、看过去的成就，等等。
    但最有创新能力的人往往并没有简单规则可循。爱迪生没有学历，乔布斯学历很低，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也没有显目的成就，等等。如果按照通常官僚体制的方式选人，这些人才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
    第三，关于投资。谁愿意出钱，出谁的钱，赔了怎么办？是自己的钱，别人委托的钱，还是用政府的钱，三个不同来源，涉及不同的激励机制。
    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会有大量欺骗性的项目蜂拥而至。这些项目或明目张胆或遮遮掩掩，有主动干坏事的，有被动干坏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等等。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压倒真正的创新者、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运动式推动创新令人担忧。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词，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来应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选什么人、选什么项目，朝什么方向发展，出多少钱，怎么出，谁做这些决定等，都是制度决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机制。在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市场制度下，以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其中，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数投资决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相当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场机制，政府也无法有效解决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
    来源: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