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需要重视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我国面临经济下行与财政压力
    基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以及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运行的实际情况，我国经济走势很可能出现L型，即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最终可能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趋向一致。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权威人士给出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一些经济学家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态势还未见底，“L”型下面这个边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就长远来说，L型之后可能接着出现L型。
    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下行趋势，那么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势必会受到影响。权威人士表示，我国经济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告别了长期高速增长阶段，2015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仅为8.4%，创近年新低，与此同时，各级财政支出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2015年全国财政支出增长了15.8%，因此，我国财政收支缺口可能趋于扩大，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突显。
    政府的财政能力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存亡。晚清的财政出现危机加之贪污腐败，外侵内扰，导致军事不力，数次战败赔款让政府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本已风雨飘摇的政权经不起多少风吹草动就土崩瓦解。乾隆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100万两，约占当时生产总值的4.98％。但自乾隆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188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日本的9.7倍，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仅为日本的1.43倍，财政的拮据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慈禧太后为了修建颐和园工程甚至挪用海军经费，造成北洋海军的装备落后于日本海军。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失败，因为在政治上腐败，在财政上也陷入了崩溃。 1947年，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总收入为13.8万亿元，财政总支出却为40.9万亿元，财政赤字高达27万亿元。国民党政权只好通过借债、制造通货膨胀来维持其运转，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解决存在的问题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定的学术争鸣，需要一定的问题意识，需要一些理论创新和思维解放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负责的一种态度。
    三、建议政府重视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1.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关系问题
    按照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市场化运动追求经济效率，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市场将劳动力、土地、自然环境、资金、教育、医疗、政治等一切要素都商品化了，金钱成为万能，从而使人、自然环境、社会职能失去应有的保护。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社会的力量阻止自由市场对人、自然环境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运动一直是主导方向，劳动力、土地、住房、教育、医疗等都被市场化了。现在，市场力量的野蛮性不断体现，如道德滑坡，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环境破坏，生态恶化，投机盛行等等。魏则西事件就反映了医疗市场的野蛮性，民营医疗机构、公立医院甚至部分部队医院、百度都体现了赤祼裸的利益，而不是道德。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百度出售血友病吧事件背后都是野蛮的市场力量在作祟。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这些事件在曝光后也得到了新闻媒体、广大民众、政府部门、涉事单位的曝光、关注、舆论、调查和整改，甚至相应的政策也完善起来。市场化意味着更多的GDP，更多的税收，而社会保护意味着放弃一部分带血带泪的GDP，带来更多的公正、和谐和可持续；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各级政府部门对GDP和税收有天然的偏好，但民众对安全、环境污染、教育和医疗的关注和需求也在提高，双方存在天然的对抗，二者孰轻孰重？国家、党和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值得我们去研究。
    2.生产性组织和非生产性组织的关系问题
    若经济下行，财政吃紧，理论上，开源节流是解决之策。政府若通过增税筹集收入，则与当前强调的供给侧改革有一定的冲突；若通过借债筹集收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较高，需要谨防债务危机；若开动印钞机制造通货膨胀，老百姓在经济不紧气的时候，又遭遇货币贬值，可能民怨沸腾。因此，节流才是必行之举。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政策；明治天皇带头捐款，捐出10%的工资购买最新战舰；天皇力行节俭，每天只吃一顿饭。而当时的慈禧太后却忙着其六十大寿，举全国之物力给她修颐和园，太后的每一餐都有100多道顶级名厨烹饪的上品佳肴，甲午海战的胜负实际上在战前就已注定。政府要处理好生产性组织和非生产性组织之间的关系，哪些组织在制造财富（也包括价值），哪些组织在消耗财富（价值），制造财富和价值的组织理应加大扶持，消耗财富和价值的非生产性组织理应调整。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保护和扶植小农经济，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的财源和兵源；另外，历朝历代皇权不下县，县下靠乡绅，主要目的就是减少治理成本，这道理都在政府的收支上面。我国的政府部门和层级其实一直都在改革调整。有些政府部门的工作比较虚，完全可以归为社会组织来做，取消农业税之后，现在的基层政府实际上已远离村民，但四套班子五脏俱全，很多基层干部住在县城，运行成本可想而知。在经济下行、财政吃紧的背景下，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精兵简政的问题。
    3.维稳和良治的关系问题
    国家需要稳定，中国这样的大国更是如此，韬光养晦求发展，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市场社会，本身就充满了不稳定，甚至存在对抗和冲突。避免不稳定造成破坏性后果，维护长治久安，是必要的。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加强控制，实现维稳；二是实现良治，形成良好秩序。两者有一些区别，前者是治标，后者是治本；前者花费巨大，后来无需多少成本。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专门成立了维稳办、综治维稳室，设置解决上访问题的专项经费、涉诉涉访基金，一些事件中地方政府采取“花钱消事，息事宁人”的做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买的是自己的平安。2010年1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发生“安顺枪击案”，当地政府一方面一口咬定死者是“因打架袭警并抢枪”被“警方击毙”，同时又迅速与家属达成和解，支付高达70万元的赔偿，相当于坡贡镇三年的财政收入。《检察日报》的时评说，“如果死者无辜，政府财政即便倾家荡产，也难以使他们瞑目。如果死者有辜，70万元补偿岂非令警徽蒙羞？”如果是警方有错，那启不是用纳税人的钱为执法人员的错误买单？一些地方实行信访维稳一票否决制，有些维稳支出是不是为了领导的所谓政绩、面子、不被揭发而浪费资源？比如为了拦截一个上访者需要花费上万元，这笔钱可能足够解决上访者的问题，有时候上访者要的只是一个公道或者一声道歉，这种截访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白白浪费资源纳税人的钱。整个维稳需要花费巨额资金，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中，公共安全支出为1389.15亿元，比上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7.1%，连续第四年增长。维稳不是目的，稳定是目的，维稳是手段，事实上，良治也可以实现稳定。政府及其执法者在法律和制度下公正行事，文明执法，可以避免一些事件的发生。好的执法可以得到公仆的美誉，坏的执法常常制造不稳定，在一些国家甚至可以引发革命。因此，政府是花费巨资去维稳，还是建立起良治，约束好公务员和执法者队伍呢？一些部门的执法者搞出动静，一方面用所谓开除临时工的做法来推脱责任，另一方面又动用维稳资源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是典型的非生产性消耗，这样的事情越多，政府财政被掏空得也越多。在经济下滑，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维稳还是良治的确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