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反腐后，如何应对官员消极怠工导致的经济低迷？

    如何破解反腐高压下的“不作为”困局？
    一种说法是，目前的反腐运动遭到了基层官员的消极抵抗，他们最有效的武器是不办事，从而经济会低迷。这样会对中央产生压力，逼迫中央停止反腐运动。这一情况是否已经出现呢？中国最近的经济下滑是否和官员的怠政懒政有关？
    反腐高压实际上已经带来很多经济下行压力，但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已迫使反腐停止。这主要跟中国经济的结构有关系，民间消费占GDP比重35%左右，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超过一半。在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通过各类审批以及资产国有等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这些审批决定了投资项目是否可以做、做多少、何时做、如何做、做了后又如何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全盘开工还是部分开工、开工后产品的价格如何定、往哪里销售，等等。所以，如果官员们不作为、不愿意为任何审批承担责任，那么，投资拉动的增长就成为问题，贷款融资等等也会被尽量拖延。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里总理很着急，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安排下去的资金迟迟没有太多动静，在几次会议上施压地方官员和国企，说如果他们再不行动就要撤回审批或资金。地方官员和国企的这些拖延在以前是很难以想象会发生的。
    由于中国经济依赖投资拉动太多，而投资又受政府管控太多，官员的不作为很容易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官员不作为可能带来的影响很有限，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对经济的控制非常少，也更没有国有企业主导任何行业。再加上美国民间消费占GDP 大约71%，这部分跟官员的行为基本没关系，整个经济受投资的拉动非常有限，所以，美国官员是否消极怠工，对经济影响有限。
    从这些比较和已经看到的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大力度反腐的前景越来越受到挑战。目前，一方面，政府已经把增长目标调低，这样把稳增长的压力主动降一些；另一方面，正在继续通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增长，以对抗反腐和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
    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难以持续性地发挥作用，这些政策的效果在持续递减。所以， 2016年比较关键，如果这些政策扛不住，势必会导致反腐等政治动作停下来，或者降低反腐压力、缩小范围。
    那么，以前，官员的腐败收入和灰色收入是他们可以获得的“重大激励”，但反腐之后这种“激励”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光靠口号不能激励千千万万的官员，靠什么新的激励机制既能不使官员腐败，又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呢？
    不妨从以下几个办法着手。一，通过高薪养廉。但是，这样做的阻力很大，因为他们丢失的灰色收入相对于基本工资多很多。要弥补这一部分，就意味着必须大幅提高工薪，这又是社会不会接受的。而原来的腐败收入可能就更多了，完全靠工薪去弥补会更加难。
    二，通过提高非工资待遇，包括高质量住房、终身医疗、公费度假旅游等等。这些年，这些福利都在减，甚至连退休养老的保障水平也在下调，不确定性已经上升很多，使许多人对住房保障和退休养老保障都越来越担心。这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各种办法降低，提升官员们在这些方面的安全感，减轻腐败行为的必要性。
    三，大大增加新闻媒体的自由度，让新闻媒体完全自由地追踪调查腐败行为，也鼓励媒体这样做。通过阳光来提高腐败的成本，以此威慑腐败行为，这是长久可靠而成本相对最低的做法。
    最后，改变以往的意识形态，让人们特别是官员们真正相信官方提出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让他们以有这种信仰而有荣誉感，不再只看重金钱。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官方推动的意识形态。除非官方能改变这一局面、使人们真正相信，否则，去做官掌权的人不是基于信仰而去的，而是基于权力带来的好处比如经济利益而去的。于是，他们有了权后必然去腐败寻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冲这个而来的。
    美国军队是很好的例子，美国军人收入不高，但由于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和信仰而去做军人的，所以，只要工薪差不多就行了，不必也不太会腐败的。美国的法官也是这样，收入和财富不是梦想做法官的人的关注点，他们做法官后腐败的倾向就低了。当然，这又回到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个话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