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每次数据变化，都引发对于中国经济大讨论。从长期而言，中国发展依赖于能否实现结构更新，找到新的增长结构，这是各方面的共识。只有找到新增长点才能摆脱经济的短期下行，进入新的具有中等或较高增速的长期轨道。
    从结构的角度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问题在目前经济下行情况下实现软着陆尤为重要，对中长期规划也至关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廓清目标产业。同时需要明白，增长点需要通过与其他行业关联实现扩散。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结构变动的定义和衡量问题。
    三个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划分问题
    根据结构变动的传统定义，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随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制造业的比重下降。然而，现在无论中外，服务业的统计十分粗糙，仅仅是一个“不管产业”，所有农业和制造业之外的产业都被放入其中，类似有些国家的“不管部”。为了更准确地衡量结构变动，必须对服务业进行更有意义的划分，才能对产业升级有所帮助。服务业统计标准的改进，在近期，至少需要划分低科技服务业和高科技服务业。两者的特性有很大不同，我们需要发展的是与高科技相联系的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则对就业的影响较大。在统计上着手进行这一划分并不十分困难，是可行的。在长期，服务业的重新划分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提供的信息，这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以大量的研究为基础。
    已有产业的更新与新产业的产生
    结构变动可以分为新产业的产生与已有产业的更新。前者一般在数量上较少，后者数量更多但容易被忽视。与结构变动有联系但不同的是统计上如何处理已有产业的更新。例如，同为电脑，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与10年前使用的电脑很不相同，存储量更大，速度更快，但在现行统计仍把它看作“电脑”。这种变化如何体现在三个产业的统计上，也是一种挑战，中外都没有解决。有意思的是，某一变动属于新产业还是已有产业的更新取决于产业划分的细致程度，随着产业的细化，已有产业的更新会变成新产业的产生。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使用更细分的统计，把产品的功能作为基本的统计单位。例如不是统计“个人电脑”，而是把处理速度、存储量等作为基本的统计单位，然后再根据一定的规则加总。实践中，这样做的难度较大。这方面，基于兰开斯特理论的特性模型在房地产定价和销售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借鉴。
    寻找结构上的新增长点
    在产业结构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注意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比较优势。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供给方面。笔者觉得，也需要注意需求的长期引导作用，注意中国需求的特点。中国的人口规模仍然是中国一个不可忽略的需求方特点。规模经济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需求的规模（消费者的规模）不容忽视。
    有一类对中国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这类产品的需求对消费者的规模极其敏感，可以称为“大众产品”或“消费者人数规模产品”。这种产品基本上是以人或家庭为单位消费的，例如手机，人手一个，并且需要经常更新。又如，社交互联网的需求取决于是否能对参加者提供交流机会，取决于参加者的人数，参加者人数达不到一定规模，参加者没有受益（如找不到足够的朋友），人数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减少到0。反过来，如果人数超过一定规模，参加者受益增加（找到很多适合自己的朋友），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人们的收益就会越来越大。人口规模对这类产品的消费至关重要。这类产品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有着广阔的市场，是中国在需求方的比较优势，主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难以与中国匹敌。大众消费品应当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需要适当的政策为其发展开辟道路。
    产业关联也是寻找新增长点的重要线索。在服务业供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与高科技产业相联系或被高科技产业带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例如互联网零售的配送业，这个行业在中国的规模之大发展之迅速也是主要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主要基于中国网上购物规模的巨大和中国劳动力的相对便宜，这方面供给的规模效应也是很多发达国家难以匹敌的。此外，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内部包含很多低科技的内容，例如电脑领域的很多零部件的生产实际上没有多少科技含量，这些生产可以称为高科技领域的低科技附加生产环节。这类结构转变，实质上是把低科技的附加生产环节，从低科技领域转向高科技领域。这是向高科技领域转变的低成本途径，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产业结构升级途径和新增长点的寻找需要基于中国特点，这方面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的消费者的数量众多。需要发展与人口规模紧密相关的与高科技联系的产业和产品。如果上述领域达到一定规模，中国未来的新产业结构就会形成，经济就可能进入长期增长的新轨道。要认识到这些领域的战略意义，为这些战略性的领域的发展扫清障碍。需要通过适当的税收帮助这些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