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约里·赫尔 程然：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与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不同，中国经济转型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针而非激烈的经济震荡。虽然中国有能力实行长期性的改革，但是改革的过程并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遵循了试验性与实用主义并行的发展方针。邓小平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与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相似，中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学习如何认识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前，中国逐步进入经济增长放缓、促进消费与服务转型的“新常态”时期，“十三五”规划建议已经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获得通过。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固然重要，但是清晰地认识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于下一步的转型与改革则更为紧要。
    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除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首先, 在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已经变得极为不平等，并且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情况并不意外，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2002年物价为准，最贫困的10%人口的收入在2002年到2007年之间增长了46%，而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增长了94%。其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差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5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高出约1.9倍，到了2012年，这个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甚至更多。不平等在中国的加剧并不是说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看到自己的收入在减少，而是意味着：首先高收入者的收入远远高于穷人；其次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巨大；最后，投资收入作为收入分配的一部分，挤占了过多的比例(Sicular2013)。
    过大的收入与投资分配差距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不平等的加剧都伴随着社会方方面面的恶化，比如犯罪，毒品，健康，平均寿命等(Wilkenson/Pickett2014)。对于中国来说，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它还与其他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劳动力市场，资本投资，以及储蓄率与消费需求。创建和谐社会的更多焦点则是放在了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社会保障体系上面。
    过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消费需求是建立在个人家庭收入基础上的。在2000年代，美国通过扩大个人家庭消费信贷范围，包括房地产贷款，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也为美国经济不稳定埋下祸根并最终导致了大萧条。相比于其他种类的需求，中国“解决”这个问题，则是通过高账户盈余和高投资。考虑相对低迷的全球市场动态，无法确定中国在未来能否一直保持现有的高账户盈余。
    投资与消费需求失衡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持续的高投资来驱动中国经济需求的发展方式并不能马上结束。但是已达到的产能水平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就会导致财政负担，最终产生不良贷款。然而，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一样，这些不良贷款为本国货币，可能会再一次被国家银行系统沉积下来。但是这样的政策并非有益，高国家投资会造成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导致对于地方政府的过度依赖。而对于房地产的高投资则会引起产能过剩和潜在的资产流失，比如房屋空置率过高等问题。城市化进程会使得中国的房地产产能过剩泡沫消散得比很多国家更快，比如西班牙。
    这种投资需求与其他需求之间的不均衡会给中国带来长期性的风险。相比于资本系数，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过低。由于中国的过度投资，生产力过剩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层次的需求并不能完全补偿消费需求的缺失。高出口盈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出口盈余不可能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从全球经济角度看。而从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会导致中国增长放缓。过度投资，特别是在被国企垄断的产业中，同样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大量违约信贷或坏账。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提高消费需求可能是解决中国需求结构不平衡问题的最佳方案，虽然会存在一些怀疑和疑问，但是无论如何现有的改革战略都需要做出根本的改变。
    缺乏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国有企业重组和私有化，日益扩大的私有部门，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完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巨大的工资差距。中国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有效控制工资差距或者有效调节行业间和区域间工资发展的机制。更确切地说，在减少大规模低工资行业的集体谈判中，没有工会的参与。只要农民工在大城市中还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就很难真正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工会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只有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企包括外资企业中有工会的存在，但是这些工会无法进行工资协商并且处于国家监管之下。2003年，工会的职能开始被强化，虽然工会会员仍然没有罢工权也不能民主选举工会主席。然而，工会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工资谈判当中去，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比如延长正式劳动合同期限和遵守最低工资制度等，需要更多加强和完善。劳动仲裁等相关劳动者权利应该受到更多保护。最后，中国政府仍然缺乏与再分配相关的政策。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有所改善，那么就必须要从根本上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包括税收体系在内的很多社会系统都与劳动力市场问题紧密相连，中国需要对劳动力市场问题有足够的重视。
    不完善的金融系统
    过高的企业储蓄率和国有企业管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创造更多的竞争机会，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减少其垄断利润。另外，国家需要得到更多利润分配，并支出在公共服务上，从而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寻找资产投资升值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往往是实际存款利率为零的银行无法提供的。1990年建立起来的股票市场，在以银行为中心的中国金融体系中显得并不重要，却成为中国人的赌场。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股票市场并未在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从90年代末就集中于投机房地产市场投资的股市并不是适合中产阶级的资产投资方式。这种投资的风险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被政府限制。近几年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投资取向。特别是2009年以来，投资基金和相关机构大规模筹措资金，以高利率借贷给公司或地方政府。这种高风险投资渠道已经在中国大范围蔓延，虽然还未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一旦危害过大，中国政府有能力让影子银行产业崩溃。然而在政治上则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些投资者往往是中高产者，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农民。中国必须进行金融改革，建立保障投资者利益和能够保持稳定的金融体系。
    众多生态环境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正面临着很多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发展成为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问题。政府试图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来对抗生态环境问题。然而，中国还缺乏真正以生态问题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虽然大型国有生产部门的支持可以成为一个相对容易的开端。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人还在推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包括扩大私人交通方式，拥有越来越多的私家车。
    众所周知，中国将会经历一段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Louis Kuijs 2011年曾预测，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从10%降到7%。中国政府五年规划中也提出过类似的预期 (Eichengreen, 2011)。进一步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对于中国摆脱即将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分别为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