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下行风险仍未解除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7%的增长率，投资在经历前4月连续下滑后，从5月起稳定在11.4%，出口从5月的-2.8%回升到2.1%，消费也从4月10%的增长率底部回升到6月份的10.6%，所以有许多分析认为二季度是经济下行的触底期，下半年经济增长率会快于上半年。
    我认为这样认识并不全面，或者说持这种判断的人是有些情况没有进入分析视野。首先，投资虽然回稳，但未来的投资增长趋势不能看投资完成额，完成额这个数据更多的是反映产能释放情况，因为一般一个生产性项目投资完成后，都会成为新产能而加入市场运营。中国目前面临的是产能过剩矛盾，其中既有需求下降因素，也有产能增长因素，所以产能增长从过去前三年的2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是说明产能释放高峰已经过去了，这对缓解当前的过剩矛盾是好事，但因为投资在我国一般要占到总需求的一半，经济增长率就主要是被新投资的增长可能性决定。
    看新投资主要是看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和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两个指标，前者在上半年的增长率只有1.6%，后者也只有3.7%，已经都在4%以下。一般来说，这从两个指标下降演变成投资完成额指标下降，例如去年10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率是11.5%，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率是13.7%，到今年6月我们就看到了11.4%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所以，若今年6月份的施工项目投资和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率都在4%以下，到明年一季度的投资增长率不会超过5%。这样看来，投资增长率的下滑不仅没有触底，而是会有更大幅度的下滑。
    其次看出口。出口从5月份的-2.8%反弹到6月份的2.1%，反弹幅度近5%，应该说是强劲反弹了，但我看这个数字有虚假，有两方面理由：
    第一，6月股市剧烈波动，公安部正在查恶意做空，并且已经获得线索，其中的入手点就是假出口。目前中国货币与金融市场不开放，限制了境外资金从资本项下流入，如果有大量境外资金流入恶意做空中国股市，就必须借助其他资金流入渠道。假出口就是根本没有商品出境，而用假出口合同让境外资金从贸易项下流入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只有0.9%，但贸易顺差有1.6万亿人民币，其中当然有正常贸易顺差，但也很可能有假出口所引来的巨额境外资金。
    第二，出口中假象，还可以从出口数据与工业生产统计中的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长率不匹配中看出。2012~2014三年平均，出口年增长率是5.3%，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年增长率是6.1%，两者十分接近，而且是后者比前者高。今年5月出口增速为-2.8%，与工业出口交货值的-3%也相匹配，但6月工业出口交货值是-2.8%，海关统计的出口却跳升到正的2.1%，这两个数据的突然背离就凸显出不正常，结合公安部是从假贸易中查出境外资金的入境线索，更可印证6月的出口回升有很大虚假因素。
    第三看消费。消费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经济下行趋势仍在继续，所以消费的自4月以来的回升很难用经济增长来解释，但是今年上半年股市从3200点上升到5100点，并且5、6月份是散户集中进入股市的时段，因此消费的回升很可能是股市的“财富效应”，可是股市自6月下旬以来的大幅下跌，使财富效应到下半年成为“逆效应”，这样看来，消费持续回升的基础也不稳固。
    如果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认为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回升就是误判了。实际上，对今年连续两个季度的7%也有疑问，因为发电量和铁路运力都在“零”上下，与7%的经济增长率不相匹配。关于这个疑问，我在分析去年经济形势的时候已经提出过，这里想强调的是，自新千年之初到去年，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2.4%，人民币出口增长率为14.8%，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为14.9%，与同期经济年均增长率9.8%相比，都是显著超出的，过去3年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率分别为18.1%、16.8%和13.9%，同期经济增长率为7.6%，三大需求的增长率还是显著超出同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今年以来，出口增长率只有0.9%，已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率，若到明年一季度投资增长率降到4%以下，可能只有消费增速能高出7%，但也不会高出太多，届时再报7%的经济增速就很难了。
    而且，经济增速高低不是数字游戏，而是财富的创造速度，若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就是大批企业倒闭和大量职工失业，社会也会随之不稳，才是大问题。所以，正视下行风险，才有正确的宏观对策。
    正确的宏观对策就是抓住城市化这个开启内需的龙头，尽快展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政府目前把结构升级作为调整目标，这个选择是对的，但是要明确什么是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工业化先行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重工业阶段可分成重基础与重加工两段，先要过重基础关，就是充实能源、交通和原材料这些基础产业，然后会进入到重加工产业阶段。重加工产业由于产业链条长，可以大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所以会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日本理论界在总结本国工业化经验的时候，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就是产品附加值的高度化”，是有深刻道理的。举例来说，一吨钢生产自行车只能卖出1万元左右，而造成轿车则可以卖到10万元，这是因为一台自行车的零件只有几十个，加工链条很短，但一台汽车则有上万个零件，需要几十个产业部门配合才能生产出来，产业链条比自行车要长得多。
    本世纪初中国刚进入本轮高速增长期的时候，钢铁、有色、水泥、电力和煤炭等这些基础部门，都曾呈现过超过100%的投资增长率，到今天这些基础部门已经成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部门，说明中国的工业化正处在由重加工产业主导的高速增长期前夜，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高速档换成中速档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与日本和韩国处在重基础与重加工产业结构转换期所不同的是，他们当年都是处在城市化的高峰，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产生了巨大的住房与汽车需求，由此吸纳了重基础产业的产能，并随着高加工度化时代的到来，进入到了高速增长时代。中国今天虽然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千美元，但是在13.7亿人口中却仍有8.7亿是农民，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而被打破，正是这个原因形成了对内需的强烈抑制。我们现在想把过剩产能引向海外，钢铁出口已经近亿吨，却没有看到这恰恰是牺牲了中国下一轮高增长的前景，是极大的认识误区。
    因此，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才是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正路，否则下行就不会停止。（作者：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