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西部偏远地区，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力，仍有在新形势下继续释放的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意义是开创中国的“西部陆向开放体系”，很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开创中国经济大进大出的新格局，使中国工业化发展获得新的爆发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难度很大，绝不是政府出台几组宽松管理政策就可以奏效的，必须进行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
    ◆可以预见，一旦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成功，其可能激发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关于经济新常态，国内学界不少人提出，7%左右的增长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中国出现更高增长水平的条件已经消逝，未来1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GDP增长水平只会越走越低，比如就是5-6%，越来越向一般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靠近。我认为这个认识可能不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期并未结束，后续巨大发展潜力会继续释放增长能量
    虽然从总体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但深入观察则会发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期并未结束。这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区域和城乡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发生作用。
    我们先以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比重为例。2013年，第二产业即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占50%以上的有15个，比例为48.4%， 比重占45%以上的有8个，占25.8%，两者相加比例为74.2%。即使像天津、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这样的国内发达地区，工业产值比例也都高过第三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比例大幅下降和第三产业比例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有北京、上海、西藏（应算特例）。
    我们再看国内城市化发展状况。2013年全国城市化率约为54%左右，但这是一个平均值水平的计算。实际情况是，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西部偏远地区，城市化率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中国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通过大量强行征地扩展城市土地面积，但新增城市土地规模和新增市民数量在比例上极不对称，大量失地农民并未成为城市市民，由此出现土地城市化率和人口城市化率的巨大差别。根据粗略计算，2013年的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0-45%左右，如果这个数据可信，说明我们的实际城市化率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远未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也远未进入“后城市化时期”，更没有进入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低增长阶段”。持续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力，仍有在新形势下继续释放的空间。
    这里最重要的是，投资驱动的强大动力仍会发挥重要作用。需求创造供给。为什么目前许多大规模投资活动，在社会融资信贷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仍然大范围投入运作或筹措投入运作，例如更加系统化的国内高速公路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高铁运行体系、全国特高压电网建设、大城市普遍投入的地铁工程、许多地方的智能城市建设等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实际上都是向更高水平大规模城市化的扩展与深化。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30多年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城市建设两极分化，重点城建设施华丽恢弘，堪比世界名城，同时大量老旧设施非常落后，地下设施老化，棚户区和城中村普遍大量存在；二是大中小城市发展分化，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优先获得大量资源和优质公共产品，同中小城镇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后者的发展现状，同决策部门希望构建数亿农民工最终归宿的战略构想，极不对称；三是城乡差距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扩大趋势，农民住房条件虽然普遍改善，但许多农村公共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基本没有污水、垃圾处理设备，很多地方生活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三个方面，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必须大力改进的领域，也是需要持续大规模投入的领域。
    新的国家战略将开创新的宏观发展平台，为可持续较快增长提供巨大潜能和中长期战略红利
    在中央政府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三大战略中，我个人认为，最有战略价值和最能带动全局的是“一带一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发展遇到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期，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大量引进贸易加工项目，大量引进发达经济国家的传统制造业项目，再把各种制成品大量出口海外，在国际市场上大进大出，迈出了中国工业化加入全球工业化体系的第一步，积累了大量资金，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最大实惠的是东部地区，一下子成长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国际贸易口岸，深受区域劣势之苦，本地区的各种要素优势不能直接利用，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其重大意义是开创中国的“西部陆向开放体系”，让中西部地区同国际市场直接对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巨大潜在优势，同“东部海向开放体系”相互联系，一东一西，一海一陆，两翼齐飞，很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开创中国经济大进大出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很有可能使中国工业化发展获得新的爆发力。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方面，还有较大回旋余地。通过陆向国际港口，既可以同欧洲大陆国家直接对接，也可以打通联接北美大陆的更经济、更安全的贸易通道，这就很有可能把全球一些具有很高产业水平的制造业（比如高端电子信息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高端绿色环保产品等），大规模引入到中国来。这个时候，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就可能面临一种新变局，即东部沿海区域的低端制造业由于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大幅提高，逐步向境外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中西部引入和扩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不但在产业技术水平上远超前者，而且很有可能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也超过前者。
    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能激发出巨大增长潜力，但前提是市场经济模式和体制的转变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第一要义，是依靠市场机制创造最强大、最持久的经济增长力。这里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中国网商的崛起。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网商企业，在没有产业政策支持和政府关照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市场打拼，居然创造出一个规模极其宏大和位居国际前沿地位的新兴行业。据不完全统计，阿里巴巴B2B平台涉及中小企业专业电子商务人员、淘宝在线购物平台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人员，已经超过3000万人，成为国内第二大就业部门；2014年创造的零售交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大于2013年中国香港、以色列、新加坡和埃及的GDP水平。这两个3000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很难计算。假如国内有更多行业——特别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创造出类似阿里巴巴的业绩，中国经济增长再创辉煌也并非是妄语。
    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网商的崛起还是个案，不能视为普遍现象。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难度很大，绝不是政府出台几组宽松管理政策就可以奏效的，必须进行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我曾多次论证，我们现在的发展体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政府过度参与资源配置，二是国有部门过度垄断。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快速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提高创新水平、市场竞争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大规模要素投入的依赖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这个模式的发展不适应性和弊端，就大量暴露出来了，因此，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改造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型经济模式转变。完全可以预见，一旦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成功，其可能激发出来的巨大增长潜力，是可观的。
    有以上三个因素的合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在7%以下越走越低，相反，超过7%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的。但请注意，未来15-20年后，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时期将基本结束，那时，中国经济或许就真要进入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的阶段了。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