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域外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原因与影响

    作为位于亚洲的多边开发机构，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不仅吸引了20多个亚洲国家加入，而且开始对西方发达国家展现出巨大魅力。继2015年3月12日英国成为首个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之后，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发表联合声明，申请加入亚投行。至此，欧洲最大的4个经济体均已决定加入亚投行。3月18日和20日，卢森堡和瑞士分别发表声明，也申请加入亚投行。
    截至2015年3月下旬，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增至33个。其中，亚洲域内国家26个，包括中国、蒙古、东盟十国、南亚六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中东五国（沙特、约旦、阿曼、卡塔尔与科威特）与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此外，还包括域外发达国家7个，其中欧洲国家6个、大洋洲国家1个（新西兰）。
    域外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对作为首倡者的中国政府而言是意义非凡的成就。这表明以中国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得到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视和参与。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域外发达国家愿意加入亚投行呢？
    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加强经贸投资合作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取向。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仍然较高，这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已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身经济复苏缓慢的欧洲发达国家，自然不想错过与中国加强全方位合作、实现共赢式发展的机会。虽然美国在其自身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多次表态不愿意让其盟国加入亚投行，但事实表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仍然倾向于两面押注。
    原因之二，是域外发达国家也期望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从而进一步分享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成果。一方面，目前欧元区经济整体表现不佳，2014年年初预计的1％的增长率无法实现，预计只有0.5％左右。欧元区还面临通缩风险，区内通胀水平一直未达到欧洲央行设定的低于但接近2%的目标，2014年12月更是降至－0.2%，成为5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值。除了经济痼疾难治之外，欧洲政治格局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受到希腊和乌克兰等国错综复杂问题的困扰。虽然欧洲央行在新年伊始即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企图推动欧洲经济恢复增长，但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欧洲迫切希望找到经济增长的新路径。另一方面，筹建亚投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时先后提出的倡议，其目的是支持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未来8～10年，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每年将达到730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总和仅为300亿美元左右。亚投行的成立与运营将有望弥补这一资金缺口，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改善它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无疑将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因此，主要欧洲国家在自身经济表现不佳的背景下，更加关注区域外的潜在投资机会，尤其是增长相对强劲的亚洲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了。
    域外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意义主要有二：
    一是显著增强了亚投行的代表性与多元化程度。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加入之前，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亚投行的初始成员国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美国一直宣称，如果主要西方国家都不加入亚投行，那么亚投行将难以达到世界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高标准，尤其是在与贷款挂钩的环境标准和清廉政府方面。如果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无法执行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放贷标准，这无疑会对亚投行的运转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作为欧洲最大的4个经济体和七国集团成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表态加入可谓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反戈一击，这极大地提高了亚投行的代表性和多元化程度，从而有助于其在多边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二是对一些原本有意，但出于各种原因尚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形成了更大压力。为了防止被进一步边缘化，韩国和澳大利亚最近表示，正在重新考虑之前作出的不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加入意味着，在3月31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最终截止前，成员国数量仍有可能在目前33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域外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这一举动，预计将会产生如下重要影响：
    首先，将激励美国和日本加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TPP是由美国主导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谈判，其口号是“制定21世纪的国际贸易规则”，目的是重塑亚太甚至全球的经济秩序。目前TPP的谈判国已扩至16国，成员国GDP占全球份额近40％、贸易总额约占全球1/3，但中国并不包含在内。自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知国会有意参加TPP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快6年的时间，原定于2013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也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进展。
    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规模占到TPP成员经济总量的70％以上。TPP没有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美日之间的分歧逐渐凸现，尤其是在美日国内相关产业部门的利益诉求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政治压力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汽车和农产品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具体而言，日本不愿意废除部分农产品（牛肉、奶制品、猪肉、大米、糖、小麦）的进口关税，而美国不愿意削减2.5%的汽车进口产品关税和25%的轻型卡车进口产品关税。域外发达国家投奔亚投行可能使得美国与日本的失落感加剧，导致两国很可能将加紧TPP谈判作为应对措施。
    其次，将有助于增强亚投行的运营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希望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领域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有关各国认识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大幅提高，它们要求多边金融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已经形成，多边金融机构改革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呼吁加快现有国际多边机构改革，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创建替代性机构，来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提高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一个平台。
    然而，中国是否有能力挑起大梁，顺利、成功地运营亚投行，一直倍受外界质疑。毕竟中国没有运营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项目、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同时，中国在非洲等落后地区的开发经验一直被指责缺乏透明度、市场化运作和评估机制，而这些是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需要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是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它们的加入将帮助亚投行在治理结构、决策机制、融资筹资、项目运作、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及绩效评估等方面借助其成熟的经验、机制和团队，从而增加亚投行的运营能力和国际化水平。
    再次，域外发达国家的加入给亚投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领导亚投行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正逐步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在运营亚投行时，中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维持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亚投行的主导权。这就要求中国政府提高其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关系管理方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