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微亮：经济学的阶级与阶级经济学

    美国总统奥巴马20日晚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呼吁通过税制改革,向富人加税,给中产阶级减税,继续推行“中产阶级经济学”政策。根据白宫日前公布的税改方案，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堵塞税收漏洞，提高最富阶层的资本利得税和对大型金融公司借贷增收新的费用等举措为美国政府未来10年增加3200亿美元收入，从而支持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各种税收减免措施。
    经济学具有阶级性
    奥巴马的 “中产阶级经济学”只是为了2016年大选的“爆眼球”手法，还是的确反应了经济学的阶级性？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前面加上一些前缀是时髦之举，远者如“撒切尔夫人经济学”，近者如“安倍经济学”，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广泛的结构化改革，以此提升日本的经济潜力。加上一点前缀，更能让选民记住政策的核心思路。
    另一方面，经济学也是有阶级性的。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同志肯定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它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于某种特定性质的生产关系；各个阶级都从本阶级利益出发，采取拥护或者反对的态度，因而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阶级性。各个不同阶级，都有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性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当前西方经济学也有很强的阶级性。名义上，目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似乎通过构建效用函数，设定约束条件，所有的经济问题就转化为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或者说数学问题。所以，有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身就是数学大师，如纳什。实际上，经济学更多是一门规范的学科，其最终着眼点在于对经济社会有所助益的经世致用之学。 有关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评价标准、社会目标的讨论等，都属于规范研究的范围。就社会启蒙而言，考察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到，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曾以规范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特色，都或隐或现地提出了“应该”实现什么和反对什么的道德判断问题，并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体制设计与政策评价而言，从经济学说史考察，无论私有财产制度、市场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以及公有制，无论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宏观干预，经济学既从一个角度记录了各个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组织自身经济活动的方式，又为他们实现当时的目标和改进制度模式与政策手段提供了帮助。
    理解政策变动需要知道阶级经济学
    阶级经济学在中国从古都有，但都是存而不论。一般而言，大家知道较多的思想流派为“儒、释、道”三家，但“帝王家”流派或所谓“黄老”思想一直存在，其主要经典为《易经》和《道德经》，讲究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一种是人道的“损不足而奉有馀”。
    社会上不同的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肯定会游说统治者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西方社会中，大多数媒体都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统治者也只是这些资本集团的代理人而已，导致在政策制定上常常会变成“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馀”，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不断增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是优点是，这种方法能激发人的能动性，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来约束大资本家行为，通过二次分配调降社会不公，也就能达到“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做到阴阳调和。
    当然，统治者要追求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做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按照现代话来讲，就是有意节制资本、打压诸侯，做到损有馀，实现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贫富差距缩小。
    毛主席也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抓住了农村土地这一根本的经济学矛盾，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打土豪、分田地”，赎买大资本家的财产，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另一个例子是，蒋家败退台湾后，蒋经国痛定思痛，也是以土地改革为出发点，通过打击权贵资本家，加大市场经济改革力度，创造了台湾经济腾飞的辉煌。
    我国大牛市的阶级经济学分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交易所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波大的牛市。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炒股要听党的话，因为政策与其他组长是不同的，政府是要有目标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党的政策基本就要靠一些大的社会阶层利益分析。
    其次一条经验就是，政策既可以以存量资金再分配，也可以增量资金增长等两种不同方式促进股票牛市。90年代之初的牛市原因就是存量资金再分配。小平同志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鼓励百姓由绝对平均到一部分先富起来，导致先富起来的人讲资金投入股市。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当时领导层希望社会要为困难的国企做一点牺牲，要让国与民争利，自然股市就掉了下来。2005年一波和2009年一波的牛市，政府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干快上，各个阶层都要享受经济带来的好处。
    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牛市也是由于政策强力干预，存量资金再分配造成的。2014年7月底以来，上证综指由2000点左右，上涨到当前的3400点左右，涨幅为70%，许多大盘蓝筹已经翻了一番。这些不能从传统的经济学找到半点理由。
    从经济数据来看，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1.4%，而下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也降为5.3%。从大盘银行股对应的银行业利润而言，上半年利润还高达2位数，而下半年则降为个位数，有的银行还是负增长。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则有上半年末的1.05%升至年底的1.64%。所以即使强如证监会主席公开呼吁蓝筹股有大的投资价值，但有的券商扔公开表示，“二季度股市运行风险非常大，下跌幅度将超过一季度，重灾区集中于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领域”，“小市值黑马股已经成为资金撤不出的孤岛，二季度将进入到最惨烈的小票杀跌阶段。”
    但从阶级经济学分析看，阶层的重新流动，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洗牌是此次牛市的基础。当前，现有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悬殊等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之一，已经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基础。于是，“压高、促中、调低”就成为领导层的政策之一。通过“苍蝇、老虎一起拍”，把节制资本、节制诸侯作为压高的手段；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简政放权作为堵住权力寻租漏洞的治本方法，彻底制约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快速积累。通过将宏观调控由GDP导向，转为就业指标导向，第一次将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增长问题作为调控的隐含指标。而对于以中小企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层，政府强力降“融资成本”，以至于央行专门为此创设了MLF、SLF等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货币投放工具。
    在此基础上，通过所谓“一路一带”、总理的超级推销员等多种方式，我国可以将过剩产能出口到中西部或者国外。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高收入阶层更多将财富配置在不动产或者国外资产；而低收入阶层由于恩格尔系数较高，收入大部分花在生活必需品上面，财富的配置需求较弱，仅有的剩余只能放在风险较少的存款上。只有中产阶层，一部分财富放在自身或者家庭的个人成长或身心健康，其余部分均放在股市上。
    这些政策出台后，高收入阶层要么能像李氏家族进行海外布局，减轻政策冲击，要么接受现实，财富集聚速度大幅降低。低收入阶层因为有失业的“看跌期权”保障，增加了社会的和谐度。中产阶层可以放心将放在理财的资金转移到股市，导致股市走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