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改革红利的增速含义是什么？

    改革红利是最近常常被提及的概念。不过，对于改革红利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多种多样的看法。比如，有一种看法是，在“三期叠加”、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会把经济推到高速增长平台上。另一种观点则把“不改革的高增速”和“改革的低增速”对立起来，按照这种观点，似乎改革一定会把经济增速摁到一个低平台上。
    两种观点也有一些共识，如，都认为不改革的话，连中低速经济增长的基础都不牢靠，经济质量会恶化；也都认为深化改革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改善配置效率，推动转型升级，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笔者完全认同这两方面的共识。围绕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速方面的含义，下文想要阐明一个核心命题，即改革红利是使得实际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速的缺口最小化。
    这是一个看上去抽象的说法，可以转化为两个更加具体的观点。第一，深化改革难以把经济增速重新推高到过去30多年那样的高平台。第二，深化改革也绝不意味着今后一段时期的增速会被摁到很低的水平。
    先阐明第一方面的观点。从一个我自身经历的思想深化的过程谈起。以前写文章时，非常顺手地就按照这样的套路写：一方面论述中国高增长的成就，一方面说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后来有一天突然自省，自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时空穿越般的问题：中国过去30多年保持了年均将近10%的经济增速，但人们对经济体制的抱怨一直伴随着这个高增长过程，虽然改革一直在推进。那么，倘若我们期待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1978年就从天而降，那么，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速度，是不是会比10%还要高？达到15%、20%、30%甚至更高？
    固然，这样的穿越是不可能发生的，抛开这个不管。倘若这样的穿越真发生的话，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中国在1978年所进行的改革，就不会是我们实际上进行的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渐进式改革，而会是急剧的、全方位的改革，即便够不上休克疗法，也可以称为“准休克疗法”。那么，这样的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前苏联和东欧等经济体转轨的教训表明，休克疗法设计者期待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所谓J曲线，即一开始经济小幅度下滑，之后快速、大幅度反弹。但实际的情况则是L曲线，即经济大幅度下滑之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都谈不上。
    进一步设想，假定我国有能力管理好“准休克疗法”的冲击，走出一条J曲线，那么这条J曲线会不会反弹到比10%更高的速度平台上，并保持下去呢？虽然没有先验的理论可以下定论，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增速很可能会比10%来得低，但增长的质量会更好。
    道理是这样的。更好的经济体制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浪费，推动技术更快进步，这些是拉高经济增速的因素。但是，更好的经济体制也会削弱许多过去高增长赖以维系的因素，比如，土地和环境的代价会在生产成本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没有过去表现出来的那么高；再比如，更快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意味着更加剧烈的创造性破坏，淘汰丧失竞争力产业的速度也会更快。综合下来，经济增速很可能会比过去的实际情形低，但是增长的质量、经济效益会更好，生态环境影响会更小；也不会用中国的出口退税、环境污染和低工资，补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拉低他们的物价指数，增长带来的福利体现在中国居民身上的部分会更大；中国的贸易条件也许会更好。
    可见，“理想而完美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红利，未必体现在高增长上。这一点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说明。如果说改革深化能够拉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话，那为何市场经济体制业已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3%—4%甚至更低的水平呢？
    这些足以说明，改革不会确定无疑地推高经济增长速度。可是，这和我们的直观感受太不一致了。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是改革的功劳，这是举世公认的结论，难道不是么？千千万万的研究者发表了汗牛充栋的文献，给出了各国这样、那样的改革与其经济增速之间的正向关系，难道这些研究都不正确？
    本文不否认那些方向正确、步骤合理、力度适宜的改革，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正向关系。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改革和经济增速两者之间有个中间的逻辑环节——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大小，这一点笔者在2014年8月12日和12月19日的专栏文章中已有所涉及。笔者认为，技术后发优势大的情况下，改革释放出来的增长速度高；但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明显缩小的情况下，改革所能够释放的增长速度也会明显降低。今天中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前沿国家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了，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也就明显缩小了。这就是今后改革红利不能把经济增速推到过去那样高的平台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根本原因出发，立即可以阐明本文的第二个观点，即深化改革也绝不会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摁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道理是，中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虽然明显缩小，但仍然可观。中国仍然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连高收入门槛还没有跨入，即使几年后跨入高收入门槛，也仅仅处于高收入国家的较低行列，距离最前沿国家尚有不小差距。这就决定了中国今后10—20年内潜在经济增速，不会降到前沿国家那样的低水平上。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助于说明上面的两个观点。在以往高速追赶进程中的转型升级则更多呈现出“创造性创造”的特点，大量的产业相继生发出来，而且这些相继生发的产业之间的投资互补性，很可能还是支撑高速追赶时期投资回报率不降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后的转型升级将更多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虽然改革会激发出新的高技术增长点，但不少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会降低产能甚至退出。这就意味着，今后的改革在创造出新增长点的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减速的因素，改革难以把增速推高到过去的高增长平台上，但也不会把增速一下子摁到很低水平上。
    还可以举一些例子。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实现同工同酬，无疑会提高全社会平均薪酬水平。这会激发一些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从而推动增长；但也必然有些创新步伐慢的企业被淘汰，同时，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成本竞争力也会降低。又如，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激发节能减排绿色产品和技术研发，带来新增长点；但同时会淘汰不少不合规产能。
    这些都说明，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速方面的含义，不是很高的增速，但也不是很低的增速，而是更加接近于我国今后的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
    到目前为止的分析，落脚在潜在增长率，这终归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到底多高呢？如果不说得明白点，本文的结论就好像万金油，横竖都占理。为此，还需要说明几点。
    首先，关于数量预测，我们有把握的是这样一条规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较大时潜在增长率较高，后发优势缩小之后潜在增长率相应降低。在这规律的基础上，添加上一些枝枝叉叉，如人口统计学特征带来的所谓人口红利、储蓄率、需求空间等，可以定量预测潜在增长率的水平。我们和其他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一样，曾经在另外的研究中，给出了关于未来潜在增长率预测的一家之言。这里按下不表。
    其次，本文更大的兴趣点在于，提出从实际经济增长轨迹的型态来判断其和潜在产出缺口大小的办法。不难想像，潜在增速随着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缩小而相应缩小，正常的规律性的轨迹，应当是平稳地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实际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面几种情形，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出现了大缺口：一是大起大落，实际增速轨迹先冒泡泡，之后泡泡破裂，增速跌到新的中高速均衡台阶之下，然后再费力地爬到新的均衡台阶上；二是增速下滑，增速跌到新均衡平台以下之后，再费时费力地爬上去；三是最差的情形，增速断崖式下降，长期低于新的均衡平台，爬不上去。实际经济增速轨迹呈现出这些型态，就可以说改革的红利没有很好地释放。
    最后想说明的是，今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比如说7%；和过去的潜在增长率，比如说10%，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相同内容的等比例缩放。举例来说，并非如我们在电脑上拿着鼠标把一个100平方厘米的正方形等比例缩小为70平方厘米的正方形，新的潜在增长率对应的很可能是一个椭圆形，就是说，不光有增长率数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改革不到位的“歪打”之下，延续着现有的经济结构，实际经济增速也可以由高速增长平台，平稳地“正着”于中高速增长平台上，而未出现不理想的增速轨迹类型？倘如此，前面提出的判断实际增速和潜在增速缺口的标准，岂不失灵？笔者要说的是，这种情形是小概率事件，改革不到位的“歪打”之下，延续现有经济结构，有很大很大的可能出现不理想的增速轨迹类型。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