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城镇化中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些都是人口因素。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
    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二是2010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过去这些年非常明显。再有一个是生产率，如果劳动力转移速度没有那么快，和发达国家距离缩小了，继续提高的空间也在缩小，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合并到一个增长的账户都会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十二五”平均7.6%。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降到6.2%。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是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的参与率。同时进一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要基于生产力，同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入学水平，适度的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老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收益很明显，让一拨人获益而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好，大家欢迎。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我们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8月31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