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张维迎的“技术知识”与林毅夫的“实践知识”——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似乎不应该搅和经济学家的事。但是，张维迎和林毅夫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属于太过专业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关乎社会科学一般常识的争论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资格评头论足。
    恕我直言，这场争论其实是持“技术知识”的张维迎对拥有“实践知识”的林毅夫的较劲。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类，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技术知识如算术、几何学等适合于孩童学习，而政治学(当时还没有经济学)这样的实践知识只适宜于成年人学习，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是学习不了政治学的。
    在我看来，动辄“回到斯密”、“回到哈耶克”、“回到xxx”之类的观点，都只不过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技术知识”，他们就是不愿意面对中国，不愿意“回到中国”。拿某个人的虎皮做大旗，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当时还能糊弄一些门外汉，今天这种做法则显得很没有章法了，很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技术知识”，张维迎也什么都敢说，说什么儒家是私学而非官学，否则就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还是中国历史吗?请问张维迎教授到底读过中国思想史吗?任何思想如果不是官方思想，怎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思想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化中介机制的传播，进而变成正式制度即所谓的制度化，形成正式制度下的延伸品即非正式制度，这个思想才能有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可是正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啊!斯密的思想是这样，哈耶克的思想是这样，孔子的思想更是这样。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如此有违真实的“技术知识”，居然张口就来。不仅如此，当辩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而扯到孔子时，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不专业了，只不过谦谦君子林毅夫教授碍于面子一再以退让的姿态说“你误解了我”，不好直接说自己的北大同事没有常识。
    不仅张维迎不能理解林毅夫，主持人即调和者黄有光教授也不能理解林毅夫教授，黄有光的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做的都不够好的调和，事实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黄有光和张维迎一样，都不知道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历史社会学!当经济学忘记历史的时候，经济学就什么都不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本人比较政治研究的需要让我对林毅夫的文字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毫无疑问，其在世行的经历对于其创作《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也就是说，亲历广大落后国家的现状与听说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不仅如此，林毅夫还有纵向的世界史即基于世界经济史的关怀：从来没有后发国家按照当时的所谓的主流理论而走进发达国家行业的!
    林毅夫教授讲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能否发现。发现“常识”都是重大发现，如牛顿从苹果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而一般人则只是吃掉苹果。同理，犯常识性错误都是大错误，比如毛泽东搞的企图更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
    我提请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即诺斯式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论者，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菲律宾.请看，除了早发达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回到斯密”比中国更好?
    不是比中国好的问题，而是比中国差多远的问题。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巴西也都把斯密抛在脑后而有点凤凰涅槃的态势，要知道它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确实“回到斯密”，结果几乎是国家失败。处于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而经济上又“回到斯密”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更别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目前还看不到好过中国的希望何在!
    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谁家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残酷的现实只能属于社会大众，而残酷的现实又来自历史。因此，作为政治学家，本身并不在乎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故事本身，我要追问的是故事背后的迫切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着历史文化认同、从中国出发、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思想家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族裔却人才辈出?俄裔美籍经济思想家格申克龙所以有着世界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基于自己祖国的历史关怀即在落后国家现代化中组织和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论”——国家发展的越晚，组织和制度就越重要，从西欧到中欧再到半个东方的苏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仰，他从自己祖国即印度的人的不平等的现实经历出发，指出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实现人的能力的发展，国家在发展人的能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样，在我看来，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演变为国家主导下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作为自由的人的能力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有能力的国家。
    格申克龙和森的理论似乎为中国量身定做，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还无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家?说到底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中国”，乐意做新自由主义的学徒，即使是教授了也是学徒级学者。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上早就集体失语了，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还能大呼小叫?为什么还能在“博鳌论坛”上哇哇乱叫?这也只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导致的没有思想判断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早不合时宜的学者还能混迹于江湖。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中，只有林毅夫教授最接近格申克龙和森，其他的、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几乎失去了“身份意识”。我们当教授的常常对学生讲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楚，何谈“问题意识”，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意识”必然是伪问题!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思想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社会科学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社会科学的主体即学者的身份意识就至关重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动辄“回到某人”之类的主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同样的道理，或许正是因为不清楚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北京大学才出了大洋相，搞出一个以洋人为主体的“英语化中国学”项目即“燕京学堂”计划，招致北大内外一边倒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