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定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快于还不够中等的，中等收入一定是生产力要到中等水平，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中等，你的收入到了中等了。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就出问题了。
    真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非就是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是所有的低收入高收入都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一遍。真正的陷阱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只要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上涨，就是竞争力下降，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低收入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贫困陷阱当中出不来，你就不会起飞，现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就不能够再进入高收入阶层，你是高收入国家到了这就变成欧洲现在的债务危机。中等收入国家就像拉美的债务危机，高收入国家就像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它反映了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正是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所谓陷阱就是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增长。
    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产力不上涨，不增高快一点，是供给角度的问题，我说可以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为什么工资提高的快，生产力提高的慢工资提高的也慢前面说了这不是问题，只要工资和生产力相适应竞争力没有丧失。
    所以当你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是我们竞争力提高不快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生产力提高不快为什么你的工资提高那么快，假如工资提高的不是比你生产力更快的话，你的竞争力不会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说所谓的陷阱根本上叫做福利陷阱。
    根本上是因为你的工资福利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得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你的竞争力会丧失，假如你的工资福利不提高的比它更快的话。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我们可以去努力，从供给层面我们去改进，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丧失竞争力。
    如果说有陷阱的话就是一般的陷阱，一般的陷阱它的本质是福利陷阱。你回顾拉美的陷阱，回顾拉美的问题，回顾现在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拉美当时是在人均GDP 2000美元的时候想要搞人均GDP 20000美元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保、养老、医疗，然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出了一系列的事，失去十年又十年。
    发达国家这些年就是工资福利，这个政党要争选票承诺给谁加补贴，那个政党要拉选票承诺给谁要减税。所以如果有陷井，所有这些教训和我们理论上的这些推理，你一个个的推，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工资福利上涨幅度快于我们的生产力的提高幅度。
    有没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有没有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是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陷阱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属于中等收入陷阱。在这里我们作为搞理论的进一步要明确我们的思路，尽量把概念搞清楚，剔除不相关的因素。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就是跟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叫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这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拉过来。最近我跟世行写这篇文章的人辩论了一番。
    我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他就举了一大堆东西，说国有企业不好，政府干预太多，我说国有企业低收入三十年前就有，这个不是中等收入才有的，政府管制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不是到了中等收入才有的，环境污染，高收入国家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你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清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中等收入这个框里，说中等收入陷阱得有一个什么因素跟中等收入相关才叫中等收入陷阱。
    可以说任何陷阱，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阱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
    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阱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第一，比起我们刚刚告别的低收入阶段，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大。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当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特别明显，甚至还会继续扩大。以前有个曲线，收入差距最恶化的情况是在收入中等的阶段。
    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走出低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比较均等的时代，社会收入比较均等的贫穷的时代，但是它确实比较平等。到了现在高低收入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民没有转移完，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阶层。百分之七十是怎么构成的，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百分之三十是城里人，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生产阶级，有房子有车，再加上高薪阶层。
    今天不讲腐败的问题，高收入阶层可能有一半，再往下走，因为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尽管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在提高，总的来讲低收入的状况一时半时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而且百分之七十是多数人的，一方面看到城市的贵族买奢侈品、出国旅游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贫困低收入阶层面临的窘境也更加明显。经济系数这两年略有下降，这两年特殊原因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保障性的补贴性支出。
    也许对经济系数的下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过头来过两年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在这时候社会压力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的要求特别的大。在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旧时光，过去多么平等，过去多么好。过去我很贫穷但是我也很快乐，不断有人在追忆过去，你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中等收入。
    你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高水平之后有高福利，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我们现在羡慕的。作为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天天还拿着跟这些国家在做比较，一方面在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一方面天天有人在讲人家多好，每个人进了医院国家全包，我记得两次在会上年轻人给我提的问题是比起北欧的高福利社会我觉得很不幸福。天天我们都在比，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问题。
    (作者：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