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深化改革，加快准入，增长新常态

    2013年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还算是不错的，7.7%的增长率，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前些年的增长10%以上，大家觉得都很容易，现在7.7%为什么就很不错呢?关键是中国经济整个增长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里我想稍微回顾一下，就是三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研究。我们注意到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最终真正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只有13个经济体，大部分都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使进入高收入的社会经济体中间，当他们的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这不是现价美元，而是购买力评价指标，1.1万国际元之后就出现了回落。
    包括日本、中国的台湾等还有其他的经济体，他们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韩国在90年代的中期，中国台湾在90年代的初期。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就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还能增长多长时间?我们经过测算以后，大概中国在2013年—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也会达到这个点，也就是1.1万国际元这个点;实际上到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用购买力评价来讲已经达到了1.1万国际元。在三年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或者发了一个预测，说中国经济将会发生增长阶段的转变，将会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当然把这个提法变了一下叫中高速增长。
    做一个提法的时候大部分人不相信，中国已经是三十年高速增长，怎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这几年都是下降的态势，前年8%，去年的7.7%。我们在7.7%的背后应该注意中国的经济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过去很多年讲中国要进行结构调整，但是这种所谓具有长期意义的结构调整事实上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已经，或者在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之内将会发生。消费占GDP的比重大概在前年超过了投资，但是去年有所反弹，就是消费的比重超过投资已成定局。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中国的进出口一般都是20%左右的增长，现在10%都很难，我们预计我们中国的出口在7%—10%之间。国际形势变化是次要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中国的出口成本在上升，所以以后中国就是7%—10%的增长。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在开始减少，另外最近几年像土地的供应，像环境的压力都在加强。所以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以消费为主，以服务业为主，更多的依靠内需，更多的依靠要素率的提升，而不是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形成这样的经济增长。大家要关注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中国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时候，中部地区是率先回落的，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像过去这几年，中国的广东、江苏、山东，包括河北、上海、北京，它们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率先回落的，部分的地区增长率实际上已经降到了7%左右。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些地区回落以后，经济逐步在走稳了，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经济总体上也会逐步走稳，东部地区是有先导或者预示意义的。
    我们最近几年，虽然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是2008年当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出现了2000万人失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就业的状况总体是稳定的。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大概2000年左右，中国一个百分点的GDP所能够接纳的就业人数在80万人左右，现在是在140万—160万左右。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降低了，会降到8%以下、7%左右，但是我们吸纳1000多万人的就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反而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
    特别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盈利水平对经济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过去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速度效益性的经济。我们过去经常讲的，能不能速度低一点，然后效益好一点，但是你看看统计数据，看看中国经济实际上运转的状况是相反的，凡是经济增长比较高，比如当达到10%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国企盈利水平会到1万亿以上。凡是增长速度下调了以后，效率是下降的。
    我们做过调查，中国的经济在7%的话，相当数量的企业，可能20%、30%的企业是亏损的，所以中国的企业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的企业。这两年情况在发生变化，随着我们速度的降低，我们企业的盈利水平实际上在逐步地调整，特别是在去年，去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在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回升，就是我们企业在低速增长的适应性在加强。比如美国、日本的企业，它们的GDP在0%左右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的企业，如果像GDP在7%以下相当多的企业是亏损的，就是我们的企业规模扩张是依赖于高速度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分摊到成本上成本降低，道理不讲了。但是最近两三年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企业对低速增长的适应性，盈利状况在好转，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社会各方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共识增加，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有较为理性、符合实际的预期。2013年9月我们调查——国务院发改委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多数企业认为7%增长率是合适的。2013年，有几个省市自治区它们的GDP增长速度是低于原来的计划水平，这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过去一般都是实际增长速度比原来要高的。但是去年有几个省低于原来预期，或者计划的水平。2014年大多数的省区调整的GDP的目标，只有一些是平的，或者稍微调高的一点——广东是调高的一点，因为广东前两年是增速是比较低的。也就是中国上上下下对中国经济的转换共识是增加的。
    在两三年前，大概还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大家还感觉到高速增长还是要保持的，至少高速度不能在我这任手里下去，大多数领导都有这个想法。我们认为2013年在7.7%的增长速度的背后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更具有意义，对我们下一步经济的调整、经济的转型、长期发展来讲更具有意义。
    中国经济下一步是什么前景?我个人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我们还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期还没有结束。我的观点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中高速增长——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中高速增长到底是多少?这个底在何方?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点还没有找到。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他们在当年由高速增长转为所谓的中度增长的时候，他们的下降幅度是很大的，日本、韩国大概下降了50%左右，当然日本中间有几次的折腾和反复，最后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日本大概50年代、60年代是7%左右，70、80年代在4%左右，在90年代、00年代是0%左右——日本过去60年的是三个平台下了两个台阶。
    我们中国的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讲中高速?中国即使是7%的增长率，放在全球范围来看也是非常高的速度，我们还可以算为某种意义上的高速。但是我们国家来讲，按照我们过去10%的增长是低的，我们叫中高速增长。
    由于我们国家比较大，发展不均衡，但是我们中高速发展的均衡点会比日本、韩国高一点，比如在7%左右，或者在6—7%之间，这是我们某种意义上的猜测，它需要整个经济实际过程的验证。但是我这个基本判断，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迄今为止，到今天2014年3月14号，我们两会刚刚结束，这样的过程还没有结束。
    我们未来中国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这么一个展望——我们去年出了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大标题叫《寻找新的动力平衡》。这本书当中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预测，大致到2015年左右增长速度会低于7%的，到2020年左右会低于6%左右。这是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大家会看到这个数据都在逐步降低的。消费比重会上升，但是它的增长速度也会降低的。
    尽管GDP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大家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量，它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在增长。但是看图，这条线除了个别的年份是和下边的曲线吻合，吻合点没有增长，除此之外每年的新增量都是在增长的。意思就是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是有所降低，但是由于它的经济规模在扩大，整个经济的基数在扩大，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规模，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还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和信心，它的市场还是很大的。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但是由于它的规模，由于它即使6%、7%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讲仍然属于高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给它以期待。
    现在拐回来说，说到当下。因为从去年8、9月份以后，因为年中的时候经济有一个下滑，政府给出一个合理的预期期间，采取一些措施，经济开始回升。我看国内外有一些预期是比较乐观的，最乐观的说2014年中国的增长率会超过8%。我们总得判断，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讲的判断，目前还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过程当中，中高速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意思就是它还有一个下探的过程，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回升，是由于预期的调整和存货的调整做的短期的回升，还会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前期刚好公布的前两个的数据，工业的增加值在10%以下，好几项指标都是偏弱的，今年的形势怎么样还要看。今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低估的。
    反过来说，中国经济支持中高速增长，那样的潜力还是有的，如果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今年能够有一个7%或者稍高一点的增长率，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今年的经济，我们经常用一句话叫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此时此刻，我觉得比过去好像都要大一点。但是今年通过努力以后，就是7%以上的增长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稍微看得远一点，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转换期能够在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能够完成，也就是找到它新的均衡点，这样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我给了一个概念，叫中高速稳定增长期，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就是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期。它的含义就是这个底已经探明了，比如7%左右，或者低一点，如果高一点更好，但是比较困难。在这个水平上它能够稳定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到2020年所设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如期实现的。而且国际上来看，中国还可以实现两个非常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激动人心的指标：一个是中国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总量，应该在2020年或者稍后两年中国会超过美国的——其实那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当与美国的1/4，但是人均收入水平会达到世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想这样的目标对中国人来讲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一个是它稳定，再一个我们希望它达到“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都是挺好听的目标、挺好听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大概强调的点不一样，有的人特别强调就业，我觉得就业非常地重要;有一些人强调财政，财政真没有钱了以后，真金白银真没了以后就难办了;风险可控制非常地重要，现在的民生改善、资源可持续等，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企业可盈利。
    企业可盈利是其他几条的基础，中国当到了7%低一点的增长速度的时候，中国大多数企业可以稳定盈利的，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产业结构，包括企业的经营模式，包括杨教授讲的领导力，企业的转型，你的领导力最终要体现在这一点上，体现在你的企业是要盈利的，形成新的盈利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经济转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怎样达到这样的目标?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大家的评价比较高，就像习主席说的，《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是大家担心能不能落实。有一些人做了一些研究，说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开了很多次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一般都是讲改革的，改革的文件里回头来看的话写得都挺好的，到底多少落实了呢?有人说如果过去的文件都落实得很好的话，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都不用写了。
        
    所以，总书记讲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最近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6个领导小组，现在各个部门正在落实任务和各个方案，我们希望把这个文件真正落到实处。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角度来讲，还是要稳增长，特别是20年甚至2015年稳增长还是主题，如果今年定的GDP增长是7.5%，实现7%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稳增长短期内还是要稳投资，稳投资要换新机制，要换新的机制，这就要改革了。比如铁路改革，中国的铁路还有发展潜力，特别是高铁有发展潜力，铁路总公司现在负债率很高，没有人敢投资，没有银行敢给它钱了。能不能拿出一些项目来给社会，包括给地方政府，让它去投资;另外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现在关键是要进行清理整顿，关后门、堵邪门、快前门，对有融资能力的地方政府还是要给它创造条件，这次三中全会文件特地讲了，基础设施，政策性文件也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增加效益。经济转型很大一条，过去粗放的增长方式现在要变得比较精细，具体来讲，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准入成本。我们做了一些调研，这些成本是要降低的，而要降低这些成本，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都要展开实实在在的改革。
    第三，放宽准入。这次三中全会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的准入管理，你以后就管说什么事儿不能干，把禁止和限制的列出来，除此之外的都能干，要做这么一个改革。通过这个改革以后，真正把民间的、对内对外增长的活力能够释放出来。这里边我倒有一个观点，我们最近做了一些改革，主要是小企业放得比较多。我感觉既要放小也要放大，对大的民营资本也要放进来，比如金融、电讯领域中间，能不能让民营资本搞那么若干个大的运营商、大的金融机构。金融领域——上海自贸区正在搞国际贸易交易中心，把国内国外市场打通，倒逼国内“几桶油”来进行改革。
    总的来讲，放宽准入，对外特别是服务的开放，包括金融之电讯、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潜力很大，但体制机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恐怕还是要通过开放来促改革，总的来讲我认为是“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短期有利于经济增长，长期有利于结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能进入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期，也就是说将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进入这样的状态，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当然，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特别需要在座的企业家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多开开像我们这种会，能有一些好的思想能够出来，大家能够达成共识，进一步来推动改革。
    来源：企业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