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

    从出席各种记者见面会到赴各种企业调研，盘点总理李克强的讲话，会发现有两个被强调得最多的关键词，一是“改革”，一是“就业”。而且这两个关键词常被放在一起说：加力改革，力保就业——这被不少专家看作是“总理经济学”的核心。确实，改革与就业密不可分，现在已经形成共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红利”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无疑，就是就业。
    从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就知道“就业”多么重要，谋生叫“糊口”，岗位叫“饭碗”，受雇叫“混饭”，花积蓄叫“吃老本”，混得好叫“吃得开”，受人欢迎叫“吃香”。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动情地谈到过他见过的“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生存最底线的需要是温饱和希望，而有了“饭碗”才有希望，就业自然就是最大的民生了。从“饭碗”看待中国的改革，会发现3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创造了无数“饭碗”，也就是巨大的就业机会。得就业者得天下，为老百姓赢得了饭碗，就赢得了改革，赢得了民心。
    以下这组数据最能说明中国改革的“饭碗经济学”：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巨大就业增量，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了饭碗，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也主要通过走向市场而获得了饭碗。统计显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让上百万人捧到饭碗。中国8%以上的增长率维持了多年，支撑了无数人的饭碗。
    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也是以饭碗这个最大的民生为导向的。当下改革最大的特征是放权，将一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权力让出来，放权给市场，放权给社会，放权给公民。放权带来的最大红利，就是就业机会。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就业经验都证明，是“小企业”在更多支撑着“大就业”，而不是那些巨无霸的“大企业”。
    为什么高层领导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念兹在兹？税收改革要助力小微企业，金融创新要有利于小微企业，关键领域要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就因为意识到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最大容纳器”的作用。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两层意义，一是放权改革，在创造就业岗位中给无数人增加了就业机会，另外一层常被忽略的意义是，通过“限权改革”使就业机会更平等，使一些昔日被特权所垄断的就业机会向每个人平等地开放。对多数人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增量改革。这样的改革虽然从总量上没有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但过去有些岗位被内部人士垄断，如今每个人都有机会平等地去争取了，对很多人就是“多”出来的就业机会。
    如果“饭碗”被个别特权人士和内部人士所垄断，那就不是就业机会，而是固化的特权福利，改革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抢出这些饭碗而放到市场上，就是创造了新的饭碗。从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到促进企业在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打破“内部招聘”，严禁“萝卜招聘”，推进公务员招考的公开透明，绑住权力的手，挤压“关系招聘”的空间，这样的限权改革也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层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就业者自身。这个命题上，我们都有一种天然的惰性，天经地义把自己当成一个改革的受益者，站在“享受改革红利”的角度看待这场改革：改革是别人的事，别人在通过改革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天然地需要一个别人准备好的就业岗位。
    这种思维是错误的，改革创造新就业机会，不能等别人提供果实让你享受，每个就业者也要去改。比如要改革自己的就业观念，才会创造出就业机会，政府力推中小微企业，可如果一些人眼高手低，只盯着北上广深，只盯着大城市的大企业，对很多条件不错的中小微企业抛出的橄榄枝视而不见，那么别人创造再多的就业机会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