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航 张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生要素分析

    中国在2001年入世前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定义为是在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完成的，而政府则主导了其间的历次改革。本文认为，农村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市场体制改革构成了1978-200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生要素，并为今后城市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人们常常把改革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这是因为，人们与那些同处一个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熟人、朋友和陌生人对社会现实的性质有着完全同样的基本了解。而这种同样的认识又是人们非常熟悉并早已司空见惯到一种意识不到的地步”①。但这种常识往往又容易使人忽视对改革功能的深层思考。事实上，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是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反过来讲，改革的不同面向也构成了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内生要素。本文将从这样的一种认识出发来梳理中国在1978-2001年间城市化内生要素的内容构成。
    一、农村体制改革：快速城市化的内生要素之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要转向，这一转向的核心内容就是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路线向经济发展路线转变，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城市化的内生因素进行梳理，因此仅对“改革”进行探讨。
    改革的初始是从农村土地制度转变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安徽省风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就是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绝对堪称壮举。事实证明，小岗村的实践提高了粮食产量，改善了村民生活。80年代初，小岗村的经验在得到中央的认可后在全国迅速铺开，农业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自然会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因而要求将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转移出农村，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出路是从事第二产业，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大量吸纳这些劳动力提供了条件，形成了所谓的“离土不离乡”现象。
    1978-1984年，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府有计划地搞活农村经济以此推动快速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扶持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表征的农村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支持，其一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压抑了人的本能，抑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扭曲。其二是因为农村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增长，转移农村剩余人口，政府与农民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并达成了共谋。
    二、城市体制改革：快速城市化的内生要素之二
    农村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发展所释放的动力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逐渐减弱，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5年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实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第一年，中央政府推动的城市体制改革将“围绕着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进行配套改革，围绕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系，围绕工资、物价两大改革学会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在微观上放开搞活的同时，在宏观上切实管住管好，使城市改革健康、顺利地沿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前进，胜利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目标”②。
    从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实际举措看，将改革的主要领域从农村转向城市成了必然选项，特别是围绕着搞活企业和发展中心城市来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事实证明，1985-1991年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城市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潜能，这种潜能对于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要远比农村体制改革时期所释放的能量更为巨大。城市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城市上来，因为城市具有农村所不具备的人口集中化、产业密集化、发展集约化等优势。推动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心城市是这一时期城市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量非公有制经济得以在城市发展，不仅有公有经济，还有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合资经济，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一起使城市的包容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也为农村人口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转移特别是向中心城市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中国最早的民工潮以及最早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和形成的。
    该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在发展城市的工业而非服务业，走的是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就业人口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主要也集巾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或建筑业企业中。在这一时期，大城市及其工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发展倒是放慢了脚步，有学者就指出“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过度发展小城镇会造成资源稀缺、耕地减少、环境恶化、基础设施投入不经济等问题，适度发展大城市对于缓解耕地总量控制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基础没施回报率的问题以及人口就业的问题等大有裨益”④。
    三、市场机制的确立：快速城市化的内生要素之三
    1992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对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可谓意义重大。一件事是邓小平南行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另一件事是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两件大事对中国社会乃至普通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解决了一系列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为包括城市化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继续前行提供了新动力。
    邓小平在南行讲话中反复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同时深刻阐明了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两个文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等。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把中国这艘方向摇摆不定的航船重新摆正了方向，中国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实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的上述理论和战略论断被全国上下所普遍认识和接受是实现飞跃发展的前提，而上述理论和战略论断的实际落实与行动则是实现飞跃的关键。
    邓小平南行为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十四大之前，中国社会实行了十多年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十四大则明确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邓小平的南行讲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突破，这就是对南行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积极面对和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城市化的发展也要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计划一词被宏观调控所取代，实现了对过去经济体制的一次彻底翻转，市场为主、政府宏观指导为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此后，中国的城市化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了房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变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改变各单位建房、分房和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改变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为以按劳分配的货币工资分配为主的方式。也是从那时起，住房商品化的浪潮迅速席卷了中国，逐渐形成r所谓的商品房经济，过去的福利化、制度化分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1年中国人世前，中国掀起了一轮城市扩张热潮。这一热潮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并迅速扩展到其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广州、北京、成都、武汉、沈阳等城市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城市的物理空间不断扩大，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城市的人口快速膨胀，各种城市新区、开发区、工业区也陆续建立，城市与农村有了一定程度的并行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初级互动，并呈现m以下特点：一是在体制创新方面。创造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在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同时，在小城镇周围开辟‘工业小区’……将过密的自然村庄通过统一规划进行合并，将宅基地返还于田，以增加耕地面积”;二是在内涵深化方面，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注意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较为重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解决老百姓的就业就医、养老保险等问题;三是在外延扩展方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不仅已由小市区扩展到大郊区，而且由长三角地区逐步延伸到全国一些经济和社会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四是在理论层面方面，有关城市领导及专家学者努力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出版大量著作及论文，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义、目的、内容、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等进行探索;五是在发展速度方面，某些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大为加快，苏南五城市的强势崛起便是一例。而在浙江省内，不少城市推行城乡一体化，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发展势头④。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制度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步人了城乡一体化的初始发展阶段。人世以后城市化发展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寻找新的内生动力源并结合中国全面融人世界体系的外部机遇要素共同推动城乡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这也是十‘八大以后提出的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
    1978-2001这20多年间，农村体制改革要素、城市体制改革要素、市场体制改革要素嵌入于城市化发展的不同过程，并构成了中国城市化在人世前的三大内生要素。制度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最早提出嵌入这一概念，并将其于分析市场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市场必须嵌入于社会，“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⑤。将这一概念移用到本文的研究之中是要说明不仅市场可以嵌入于社会的发展，政府推动的改革同样也会嵌入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嵌入于城市化的进程。但政府嵌入城市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嵌入的时机、力度与方向，在法制建设的前提下加强自律，并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制约，依法推进城市化进程。另外，政府嵌入城市化进程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非全面掌控城市化的每一个发展细节就是好的，但全身而退任其自由发展也是不合适的。以政府力量规划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一条正确的思路，只是对于如何进行统筹规划?统筹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与协调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如何处理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城市的基础秩序与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等问题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引文注释
    ①风笑天，社会学导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D安志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的一年[N].人民日报，1985-5-13.(爹郑静，陈革，论大城市、小城镇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对当前城市化政策的思考 [J]，规划师，2000(5).
    (D庄金锋.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J]，上海农村经济，2009(1).
    ⑤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 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编号12YJC840017);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NYFXZC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