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礼群：市场决定与政府有为——评《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

    今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后的开局之年。年初，中央就出台了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机构设置，使得各方面对改革突破充满期待。新年伊始，很高兴看到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领衔主编的《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出版。在我看来，该书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状况出发，系统阐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新阶段改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给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政府有为的改革路线图，为全面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理论突破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多年来困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经济体制在方方面面的关系理不顺，主要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我很赞同本书的判断，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大亮点，更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后的20多年来，相当一段时期，各方面都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基础性作用”。但不少人在强调这个“基础性作用”的时候，同时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就是说，虽然都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分歧却很大，政府和市场可以有很大的弹性，两者关系是很模糊的。从实践上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大，不仅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而且资源环境破坏严重、付出的代价太大，甚至是加剧寻租腐败。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政企关系、政事关系、政资关系等都难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才使得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充满纠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当说准确把握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抓住了诸多棘手问题的关键，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鲜明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推进整个体制改革，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持推进市场化，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本书全方位地给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线图，为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供了框架性的对策建议。第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仅决定资源性产品、利率、汇率价格，还应当包括土地、文化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等；第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明确界定国有资本的功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第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农民成为平等参与的市场主体；第四，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以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为重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五，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用法治来保障，扩大公民参与市场的自由权，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自由裁量权；第六，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要追求公平的市场经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橄榄型社会新格局的形成。
    三、政府有为有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者，必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从改革实践看，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政府有为更有赖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不要发挥政府作用，而应当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很赞同本书给出的三个判断：第一，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第二，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第三，市场有效前提下的政府有为才是正能量的有为。
    本书给出了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条件下建设有为政府的改革路线图，可以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科学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而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取代市场，否则不仅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这就需要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目标。
    第二，从主要由事前审批转为主要进行事后监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离不开微观经济的规制和管理。问题在于，前置性审批过多、过滥与市场监管的失效并存，既会抑制市场活力，又难以形成规范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就需要以事后监管为主克服微观活动的“市场失灵”，形成微观规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根源在于政府对自己“非禁即准”，对企业和社会“非准即禁”。打造有为政府，关键在于改变这种错位管理格局。
    第四，地方政府注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当前，竞争性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结构扭曲、产能过剩、社会问题突出的重要根源。如果竞争性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性改观，不仅经济转型难以实现，还会导致更大的危机与风险。这就需要把地方政府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第五，实行有效的政府治理。新阶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服从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体目标实现，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推进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重点的政府治理。这就要求围绕“放权”、“分权”、“限权”，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政府转型，特别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
    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攻坚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啃的硬骨头” 在诸多方面体现在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形成新的突破。这就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样才能真正闯出一条深化全面改革的新路子。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新型智库作用。据我所知，中改院作为我国知名的改革智库，20多年来坚持改革研究。近几年先后形成了《第二次转型――2010’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民富优先――2011’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2012’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改革红利―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等一系列著作，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还能够对新阶段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决策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