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公平与效率可以两全

    收入极端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吗？如果要追问这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表示同意，尽管不少保守派人士认为，收入分配话题应该整个从公共讨论中被禁止。（前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希望禁止使用“中产阶级”这个术语，称它是“充满阶级嫉妒的左派语言”。谁知道呢？）但是，对此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美国政治界，标准答案是“做不了太多”。差不多40年前，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瑟·奥肯(Arthur Okun)出版了一本名为《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的经典书籍，声称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会削弱经济增长。这本书为随后的几乎所有辩论设定了前提：自由派认为再分配的效率成本比较低，保守派则认为它很大，但是大家都知道，为减少不平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多多少少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似乎并不正确。采取措施来减少21世纪美国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可能会促进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
    我们先来看看证据吧。
    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差别很大，这一点众所周知。具体而言，美国和英国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远甚于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种差异主要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结果。卢森堡收入研究所（Luxembourg Income Study，今夏我将开始为那里做一些工作）收集的数据显示，主要收入——工资、薪酬、资产，等等——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分配得非常不平等。但税收和转移支付（现金或实物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根本上的不平等：美国也减少了一些，但不多，很多其他国家相对来说大大减少了这种不平等。
    那么，通过再分配来减少不平等的举措削弱经济增长了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进行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显示没有。IMF可算不上是左翼组织。第一项研究调查了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历史关系，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偶尔“暴涨”。上个月发布的第二项研究对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进行了直接调查，发现“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言，再分配似乎是良性的”。
    总之，奥肯的“重大抉择”似乎根本就称不上一种得失权衡的抉择。没有人说我们应该照搬古巴的做法，但是调整美国的政策，使其部分向欧洲的范例靠拢，可能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经济效率。
    现在肯定有人会说，“但是，欧洲的危机难道没有证明福利国家导致了破坏性影响吗？”没有。欧洲在没有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建立货币联盟，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欧元区内，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和再分配措施较少的国家相比，那些大举进行再分配的国家更加安然地渡过了那次危机。
    但是，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怎么可能是良性的呢？慷慨地援助穷人，难道不是削弱了他们工作的动力吗？针对富人收税，难道不是削弱他们努力变得更加富有的动力吗？说得都没错——但动力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资源也很重要——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很多人都缺少资源。
    尤其是想一想这个大受欢迎的口号：我们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如果你不知道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的生活境况，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棒，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现实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几乎40%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或者接近贫困的状态中。你真的认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吗？
    事实上，跟富裕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迅速拉大。这不仅对那些不走运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很糟糕，而且还对人类潜能形成了巨大的、不断增加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可能是无形的，但肯定是强力的。
    我不会声称减少收入不平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那些最富有的人从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善中获得的好处，是不及税率提高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的。但是，有一点相当清楚：对不平等现象采取措施是一件好事，不仅对穷人是这样，对中产阶级也是如此（不好意思了，桑托勒姆参议员）。
    总之，对1%的人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不利。如果我们不希望继续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我们是可以做出改变的。
    翻译：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