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增长粗放吗？

    尽管中国在过去35年因为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一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增长方式20年来却一直遭受诟病。要求改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界的呼声甚高并很快演变成主流观点。这一观点早在1995年还成功地被写入了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在此之后，该命题在中共有关经济领域的重大决议或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反复出现，十八界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没有例外。
    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多个版本，但大同小异。一种表述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的增长。而更流行的表述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经济学家干脆明确地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全要素生产率（TFP）驱动的增长。
    很容易发现，无论上述的哪种表述，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层看待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都一致性地认同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实在是过度依赖了投资或资本的扩张，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非常不健康的模式。
    我猜测，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那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对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批判与否定的深远影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重拾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陈旧概念来批评东亚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的增长方式，惹得一身麻烦，更引发人们对东亚与苏联增长模式的学术辩论。连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也站出来批评克鲁格曼，认为苏联与东亚的增长模式岂能同日而语，东亚基于市场机制的投资分配要比苏联基于计划体制的投资分配有效率得多了。
    事实上，也就在克鲁格曼发表该文之后不久，中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对照检讨和批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方式，并把这种增长方式同样冠之以粗放型的增长。20年来，很少有人会怀疑上述批评的正当性，而中国经济需要将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变成未来的集约增长方式，更是成了共识。
    但这一共识这些年却一直困惑着我。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研究15余年，熟知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却发现转变增长方式这一命题与我本人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不吻合。而要从现有的经验研究中推演出这一命题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我们定义中国增长方式的困惑和困难不在于投资对增长的头等重要性，而在于TFP的超常增长事实。如果中国过去的增长真的可以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来定义，那我们该如何去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TFP年均4%的增长记录？如果4%的TFP的增长率还不能证明是效率驱动的增长，那今天美国1%的TFP的增长率为什么可以是？如果我们确信中国未来的TFP年均增长实际上只会缓慢下降而不可能高于过去的记录的话，那么我们期待中国未来的增长（最好）必须由效率驱动而不是投资驱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把这个答案留到后面给出。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的增长情形。考虑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相当丰富这一事实，我这里仅引用两个较为流行的核算结果来说明TFP的增长记录。一个是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is）的研究。他发现，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7%，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0%，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8%，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3.1%。1993-2005年间，GDP年均增长9.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4%，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0%，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5.3%。这是我看到的最为保守的核算结果。
    我要提及的另一项研究是帕金斯(Dwight Perkins)和罗斯基(Tom Rawski)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完成的。他们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进行核算前，还特别基于之前的各种争议对数据系列进行了细致和系统的改善与矫正。基于这个改善后的数据而核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978-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资本增长9.6%，为GDP增长贡献了44.7%，教育增强型的劳动力增长2.7%，占GDP增长的16.2%，而TFP每年增长3.8%，贡献了GDP增长的40.1%。这与高路易的研究是非常接近的，与我最近用OECD提供的KLEMS数据库所做的核算结果也非常相似。
    从这些核算的结果来看，尽管资本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但TFP的增长却相当的出色。这应该不是粗放增长方式可以解释的现象。以TFP年均增长3-4%来说，这个记录是好于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的。即使在东亚四小龙中TFP增长最佳的香港，在1960-1990年间，TFP的增长年均也仅为2.4%左右。而且就四小龙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来说，各类研究文献大致给出的范围约在20-30%之间，而即使根据世界银行或IMF和OECD在相关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中国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在35-40%间。当然，前苏联的记录就更差了。根据我手头有的研究文献，即便在最好的年份（1961-1965年），前苏联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0%左右。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中国的TFP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40%，但这一贡献份额也还不够高，还不能算作效率驱动型的增长。要知道，中国的TFP年均增长3-4%已是超常的增长记录了，比美国和发达经济体都要高出很多。这么高的TFP的增长率还只贡献了GDP增长的40%，那是因为GDP增长的更快，达到了接近10%的增长率。而GDP增长的更快当然得益于资本扩张的贡献，毕竟投资机会之多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而言是可以想象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可以高达80%甚至更高，但由于其GDP增长率很低，平均仅有2-3%，所以其TFP的增长也不超过2%。现在美国的TFP增长率基本在1%左右，即使其贡献份额高达90%，也只推动GDP增长1%多一点。如果我们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要把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在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那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降到5%以下（假设TFP年均依然能增长3-4%）。要知道这个数字低于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达3个百分点之多啊。
    那有没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在（比如）未来10年依然保持在8%的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而同时又能让TFP的贡献达到美国的份额（80%）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TFP要能实现年均6.4%的增长率。在我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中国在过去30年里TFP的增长超常（3-4%）已是大大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和简单复制国外技术带来的快速的技术进步的，从今往后的趋势是，无论是因结构变化而改善的要素生产率还是通过引入和复制国外技术的学习空间都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所以，TFP的改善在趋势上只会变得缓慢而不是相反。实际上，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经济的结构越是稳定，TFP的改善速度越慢，仅能依靠研发而驱动的技术进步每年最多也就1-2%，这也是其可维持的GDP潜在增长率大约为2-3%的根本原因。
    所以，增长方式何来粗放或集约之分别？或许只有高增长与低增长的区别，抑或只有超常增长与正常增长的区别。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要是能够实现超常的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在那里资本可以扩张的机会比发达的经济体多得多，所以一定是因为投资驱动而不是别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与人均资本存量是成反比的。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的话说的对，这样的增长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实现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教条看法却是，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来驱动，它就应该像前苏联那样，它的TFP就不能改善，只会恶化，它的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粗放的，它就会走向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经济也罢，情况常常相反，资本扩张快的时期，也是TFP的改善记录较好的时候。中国的案例也不例外。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那倒可能是因为TFP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的扩张。
    虽然我们需要发展更深入的理论来解释资本扩张与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起码中国、日本与东亚超常增长经济体各自的增长历史并不支持两者必然彼此消长的推论。
    总之，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粗放与集约增长方式的两分法显然是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需要回答的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所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为什么日本、东亚和中国能够大幅度地改善其TFP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