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翰：进入稳定增长“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中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宣布，2013年的增长将达到7.6%，比2012年的7.8%低。中国内外的分析家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13年前三季度的增长已经是7.7%，加上主要的增长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出口，在第四季度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中国今年的7.6%增长虽然是1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但还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一倍，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还是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率。其实中国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庞大（在2013年近9万亿美元），仅是7%的增长也意味在一年内，为中国增添印度尼西亚一半或印度三分之一的整体GDP。环顾四周，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经济体，在2013年可以取得接近7%的增长。
    至于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一般的共识是约7.5%，真正的增长率可能比这多或少0.1到0.2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政府2013年原先的增长目标是7.5%，最近官方对2014的增长预期也是约7.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增长将处于约7%的中等水平，任何偏离也只是远少于一个百分点的微差。
    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含义。稳定增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经济重新平衡，和他的新一轮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从理论上来说，中等水平的稳定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主要的高增长源泉逐渐枯竭。以国内固定投资和出口等为首的增长引擎，也因为结构与周期性原因而减弱。与此同时，单是国内消费并不足以促进高增长。
    国内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国内投资，外部需求（或净出口）只占一小部分。过去10年（2002年至2012年）来，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平均占中国整体GDP的比率是53.2%与45.1%，外部需求只占2%。
    中国的出口增长近年逐渐下滑。出口取得双位数增长的日子已一去不回。出口增长在2012年只是8%，在2013年也是约7%。由于成本和工资日渐上升，再加上人民币逐渐升值，中国的出口企业正迅速失去比较优势。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拉动的，尤其是在增长较缓慢时期。政府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便是例子。然而，这在2012年开始改变，政府并没有因为GDP增长放慢，而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经济增长。
    结果，2012年"国内消费"占整体GDP增长的比重，多年来首次超越"国内投资"，而外部需求 （即出口）则维持负数。这个趋势延伸到2013年，国内消费相对于国内投资，占整体GDP增长的比率进一步扩大。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走上新的增长轨道。
    国内投资这两年相对衰微，部分原因是工业产能过剩、政府大力削减诸多臃肿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再加上对房地产的降温措施。这是总理李克强为温家宝时代过度扩张的信用和贷款市场去杠杆化新政策的结果。
    除了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也密切关注它们的借贷。最近，政府也以"信用评级"取代"GDP评级"来鉴定地方政府的表现。
    但在政府终于解决了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后，也是投资猖獗与超高增长的日子成为过去的时候。这为国内消费（或是内需）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铺平了道路。
    然而，国内消费还未能在短时间内变身为中国增长的有力引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就像过去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体（如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基本上是由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及同样高的国内储蓄驱动的，国内消费也因此偏低。
    中国2012年的国内消费总值占GDP的49.2%（以家庭消费算则是35.5%），以国际水平来说肯定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印度是56%，美国是70%。因此，要在短期内有效地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是不容易的。
    因此，中国经济新的额外增长源头必须来自供应方面，即是要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劳动力已开始萎缩的时候，这尤其重要。无论在那里，生产率增长都有赖于技术上进一步的提升与创新。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所承诺的下阶段，经济改革与宏观经济重新平衡的重要性。
    习近平最近于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计划，被誉为是邓小平30年前启动改革以来最大胆的措施。的确，习近平更大胆地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通过促进更高的效率与生产率，在维持中国未来平稳经济增长，即使是在7%左右的中等水平，的确非常关键。
    许多同贸易与金融领域自由化相关的改革，包括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并不是新的课题，而是一直以来在改革中。但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将提供所需的新的政治动力。其他较棘手的问题，如国有企业与农村土地改革，则更需要中央政府大力的介入和推动。
    在真正实施改革时，除了制定新条例或"减条例"的自由化过程，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的治理和更有效的司法制度。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习近平改革计划中比较脆弱的环节。
    简而言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在这个10年期剩余年头的焦点是改革，再改革，不是经济增长，更不是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
    从2014年开始，习近平需要稳健的经济增长，来让他逐渐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推行各项改革。成功的改革将带来新的增长源头，并更进一步推动改革，来取得更多增长。
    这是中共中央所预期，习近平把改革－增长联系起来，从现在到2020年将带来的正面效果。这将为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发达经济体铺平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将出现很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变。相关的重点问题是，党所扮演的角色应如何改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叶琦保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