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 尹中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及未来变化

    日前，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在海口隆重举行。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使供应方或者是私人部门生产力、劳动流动性都有极大的增长，这是中国近十年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当前，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但总体上仍处于政策刺激下脆弱的复苏阶段。新兴国家应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面对各种现实的挑战。
    ■ 展望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及未来变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问题首席经济学家赫尔德
    中国是一个不寻常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经常发生变化的，1978年之后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模式；十年以前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我们把这一轮新的改革叫做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使供应方或者是私人部门生产力、劳动流动性都有极大的增长，这是中国近十年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一些国有部门增长率在下降，私有部门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同时劳动力的流动能力也导致了在农业之外经济大规模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在非农部门
    在过去三十年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有所减慢，国有企业的重要改革措施刚开始是有很大用处的，现在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增长率在下降，而私人部门继续快速地增长。经济整体增长率在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放慢，当然会不断获得新平衡，比如说出口在下降，政策也在重新平衡，现在更加关注社会方面的改革，社会方面的预算在不断地增加，这有助于提高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投资过度的增长趋势在放缓，现在更加强调社会开支而不是投资方面的开支。
    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在非农部门，中国的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发展不同，比如说日本、中国台北、韩国，农业下降到50%以下用了多少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情况都需要40年，如果看一看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主要沿海省份转轨正在进行，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从1990年开始用了20年时间，已经到了中间，过渡到了一半。中国整体有所落后，在过去十年，农业人口降到50%以下，现在还有很大的潜力。
    不仅是工业人口，还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农业人口会向这些产业转移，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使消费在GDP当中占更大的比例，比如说台湾地区用了30年，过去劳动力50%是农业人口，后来消费开始增长，在前12年消费开始下降，在中国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韩国也是这样，消费的增长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日本消费刚开始也在下降，后来才上升。因此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是需要时间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很重要的是，投资流动一般是到那些有利可图或者是生产力高的领域，如果看一看更多的国家的话，可以看到消费所占的比例上升，是在收入达到很高水平的时候才开始上升的。
    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历会是相似的，都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后经济会放缓下来。中国是一胎化的政策，人口的结构与其他东亚国家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非常低，实际上有些国家人口是在下降的。
    中国需要进行更好的资本配置
    OECD过去五六年当中立场是一致的，中国需要进行更好的资本配置，比如说通过放松金融监管，适时开放私人账户，同时需要改革人口流动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迁居到其他的地方，这样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包容性。根据我们上次对城市化的调查，城市化的关键必须是包容性，城市化要想成功的话必须保证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使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即便是流动性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为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另外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是财税改革。1994年财税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对地方政府的开支有更大的控制，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财政转移，而很多转移是有标准的。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使他们能够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也应该进行改革，比如土地制度改革需要保证土地的分配由市场来驱动，包括对农村建设用地的改革。最近在城市地区进行了改革，使人们有更大的动力来开发自己的土地，中国不仅仅需要关注GDP的增长，下一轮的改革必须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的环境，而不是牺牲人的长远利益，因此污染的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应当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同时还需要具有包容性，未来的改革需要关注于社会服务，这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应当仅仅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应当更加关注人民的福利，人民整体的幸福程度。
    ■ 对策
    共同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
    2008年迄今，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运行态势发生了180度逆转。原来是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发达经济体衰退。不到5年时间，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不约而同开始走出困境。反过来，在近十年来曾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经济体中，许多国家经济增速却开始逐步放缓，通货膨胀来势汹汹，股市、债市、汇市跌跌不休，资本和精英夺路而逃，新兴经济体似乎遭遇新一轮金融危机。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和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但外部影响也不可低估。自美联储5月22日公开讨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新兴经济体就一直面临严峻考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新一轮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普遍希望开展紧密合作，着力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共同应对金融动荡与经济下行的挑战。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反转变化、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新的课题。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协调力度，为新兴经济体应对挑战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创造良好外部环境。G20是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平台，但在当前对新兴经济体关注重视并不够。因此，我们要维护和巩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G20中的声音和影响力。
    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现在其保证全球经济稳定的功能却越来越弱化，迫切需要加以改革。新兴经济体要合作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推动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增加贷款能力，尽快落实巴塞尔协议(三)，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不断增强应对金融动荡的能力，促进和保持国际金融稳定。
    深化新兴经济体合作。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资本净流入，最近却发生资本逃离，一些外汇储备不足、杠杆率偏高的国家则面临更大困难。新兴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利益。2012年3月金砖国家发表“德里宣言”，呼吁建立新的金融体系。2013年3月在南非峰会上通过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决议，勾画出建立开发银行、设立稳定基金、解决贸易纠纷机制的“路线图”。金砖国家要深化合作，推动本币互换协议运用，增强储备货币作用，扩大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要进一步发挥清迈机制多边救助功能，逐步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本币计价进程，积极推进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合作。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