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 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亚洲一些国家吸取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却增长缓慢，甚至陷入经济滞胀和衰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人们对发达工业国家所信奉的新古典范式产生质疑。文章梳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方面的不同经历，并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了深层次解读，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支持。文章还探讨了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应树立更广泛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反思
    在20年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曾指出，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吸取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一小部分国家，主要在亚洲，也有几个在其它地区，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功，这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与此同时，其它国家却经历了缓慢的增长，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形，陷入经济滞涨和衰退，这与经济学中预示各国经济发展会出现趋同性的标准模型相背离。这些成功的国家所采用的政策，尽管与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政策有一些相同的成分，但是二者却是存在根本的不同；根据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高增长稳定性或者贫穷的减少。我离开世界银行之后不久，一直以来被树立为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国家样板的阿根廷爆发了危机，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那些发展策略的质疑。
    全球金融危机也令人对发达工业国家所信奉的新古典范式产生怀疑，而且也的确应该如此。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曾一直被看成是在寻求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实现转型，向所谓的“美国式资本主义”那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框架靠拢。争论的不是这一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有些人极力主张采用“休克疗法”，而其他人则强调确定步伐和顺序的重要性——更接近渐进主义的行动方针。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令人对这种模型，甚至是为发达国家建构的这种模型，提出质疑。?
    在本文中，我想阐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方面的各种经历，以及对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局限性的深层次的理论解读，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支持，该理论与林毅夫在自己的论文中所倡导的那种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其它方面却是迥然不同的。该理论认为，市场的局限性远大于它所显示出的——即使是发挥较好作用的市场经济，就他们本身而言，既不是有效率的，也不是稳定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唯一没有反复多次出现过危机的时期，是大萧条之后的那段为时不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采用并加强了金融管制。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个快速增长、同时还是一个增长成果得到广泛分享的时期。
    但是，政府不仅有制约作用，而且在促进创业、提供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保证能获得教育和资金的机会、支持技术和革新等方面，还起到了辅助和推动作用。?
    我将要提出的观点，不仅在评价完全自由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方面，而且在认为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方面，都与他人有所不同。自从半个多世纪前索洛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来(Solow，1957)，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一直被公认为是技术的进步。
    然而，知识水平的提高是增长的根源这一论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说服力。正如《年世界发展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的不仅仅是在资源上的差距，还有在知识方面的差距。各个国家积累资本的步伐受到种种限制，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是，对于可以缩小知识差距的速度受何种限制因素的影响，尚不十分清楚。
    但是，创建学习型社会，重视吸收和应用知识，并且最终创造知识，由这一观点所提供的有关发展策略的视角，显然不同于根据新古典主义模型所提供的视角。新古典模型主要关注增加资本及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经济体适当的部门结构自然而然取决于资源禀赋，那么经济体的结构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得这一结构随着(内生)禀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依据这一观点，政府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在市场上设置障碍。
    标准的市场失灵理论批判了这些结论，它更强调市场的各种不完善之处：例如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作为这种部门调整的一部分所需要的新企业经常得不到融资。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有环境的外部性也有与系统性风险相联系的外部性，这一点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证实。过去20多年的研究，已经对诸如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之类的市场失灵的后果进行了探讨，并发现这些不完善源自于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也提出了一套救济方案，在一些国家，某些时期，这套方案显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像印度这样的一些国家，对金融部门实施了有效的管制，因而得以保护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
    但是，学习型社会的观点，或者如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和我所称之为“幼稚经济”的观点，为这方面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Greenwald和Stiglitz，2006）。知识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知识的积累与外部性——知识的溢出效应有着内在的联系。知识本身是公共品。如果知识的积累、吸收、应用、生产和转让是处于成功发展的核心地位，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假设：市场靠其自身的力量就会产生成功的结果。实际上，可以成立的假设是：市场不会这样。
    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主义路径”与这一视角是完全一致的。针对政府应该如何引领经济的发展，林毅夫提出了指导意见；他强调，他们应该努力按着符合其比较优势的方式重塑经济。问题是构成比较优势的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内生的。瑞士在钟表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其地理环境没有多大关系。
    标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货物贸易是生产要素转移的一种替代者）的形成过程早于全球化允许的当今发生的这种资本流动之前的一个时期。由于资本可以完全流动，所以除农业之外，自然资源禀赋不需要为解释生产和专业化的模式提供依据。简言之，没有理由说明国家需要按常规所定义的那样将自己限制在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模式之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创业精神的“禀赋”。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放在如何增加和形成这些禀赋上。
    即使政府想要避免解决这些问题，它也不能够做到；因为政府所做（或不做）的事情均对“学习型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对于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显然如此；不过对于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亦是如此。
    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对学习担负有更多责任的部门，因为学习具有公司自身得不到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学习方面的投资将出现不足。在其它著述中，格林沃尔德和我已经论述过，这种情况意味着要对一般具有较大溢出效应的工业部门予以鼓励。这一路径对亚洲出口带动型增长所取得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韩国允许市场力量自行发挥作用，其发展就不能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静态效益要求韩国必须生产稻米；实际上韩国可能已经跻身于稻米生产效率最高的生产国之列了——但是它将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正如阿罗（Arrow，1962）指出的那样，人是通过做来学习的（而且人是通过学习来学习如何学习的［Stiglits，1987]）。
    以上论述强调了与侧重短期效益的新古典方法的根本区别。静态与动态效益之间根本的权衡取舍在有关专利法的辩论中出现过，对此应该比较熟悉。
    对这些工业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与执行有关——发展中国家具有必要的能力吗？我们需要说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今日的东亚国家到发达工业国家，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在既没有发挥控制和创建市场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发挥推进这些政策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在他们的发展阶段，甚至直至在今日，取得成功的增长。要完成的任务是采用可以加强公共部门工作质量的政策和实践——去创建如有效的公务员制度那样的体系。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削弱国家力量的政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国家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赞成鼓励出口行业的汇率政策的观点之一是他们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不必挑选要支持哪些特别的“战略性”部门如通常一样，要进行权衡取舍：如果把具有最大外部性的部门作为鼓励目标，那么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提高。
    还有其它基础广泛的政策，比如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以及鼓励技术转让及促进本地创业的投资和金融政策，可能有助于促进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的发展（Hausman & Rodrik 2003；Stiglitz 2004；Emran & Stiglitz 2009；Hoff 2010）。某些形式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干预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为了实现经济绩效的改善，也不需要它们是完美的。不是要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进行权衡。其中的一个，必须充当对另一个进行控制的手段; 有必要将它们视为是互补的，而且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平衡不是将某些任务分配给一方而将另一些任务分配给另一方，而是系统设计问题，要使他们在所设计的系统中进行有效的互动。
    尽管我一直探讨发展经济学，但是，正如赫希曼在他的著述中强调的那样（Hirschman，1958、1982），不能将这个主题与较广泛的社会转型问题脱离开来（Stiglitz，1998）。种族和社会等级制度是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地区大部分人口的人性化发展的社会建构。因此，对这些建构是如何形成以及他们是如何改变的相关研究是发展研究的中心部分（Hoff &Stiglitz，2010)。在本文中，我强调创建学习型社会。研究这方面内容的经济学需要关注改变部门构成的政策。但是，成功的根源在于教育体制及其如何反复灌输对待变化和学习技巧的态度。其它政策（例如法律体系、以性别为基础的微额信贷方案、赞助性行动计划）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深入地谈两点看法。第一点是关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尽管增长对于持续减贫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还不足够。并不是所有的发展政策都是有利于贫困者的，有些政策是损害贫困者的利益的。如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至少在某些国家，给社会带来较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所造成的结果则是更多的贫困。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剧了衰退，进而导致失业率和贫困发生率升高。推动学习型经济社会的政策可以是对贫困者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但最成功的政策将必然地拥有广泛的基础，引起全体公民学习能力的转换，因此会有利于贫困者。
    第二点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有关。发展的更广泛的目标应该是该国公民福祉的持续改进，同时也是我们用于评价成功的度量指标。然而，我们的度量指标通常不采用由此文所倡导的学习策略带来的国家财富的增长。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逐渐地意识到并承认这样做的好处。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应该是令经济学家也包括发展经济学家倍感兴奋的时刻，因为它极为明显地揭示出盛行范式的缺陷。此范式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这一影响已经在减弱，因为根据它开出的药方以失败告终。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其它框架可以使用——有大量的思想应该为我们认识为何有少数几个国家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而另有一些国家却遭遇这样惨的失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或许我们能够打造出新的政策框架，为新的发展时代提供基础，这一发展将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也会提高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大多数公民的福祉。（完）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4期。本篇编辑：王思奇
    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苏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