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私营企业主的黄金都是黑的”？

    【编者按】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李克强领衔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走向前台，释放出众多政策信号，既有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一如2013年"两会"之前，对中国高层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期许再次升温。政治社会学家、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将为FT中文网撰写系列文章，通过梳理新政府就任后的施政逻辑，审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背景和改革意愿。在第一篇文章中，丁学良教授论述了新政府处理与民众关系的逻辑"谁把谁关进笼子里"。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二篇，主题为李克强经济改革的阻力。
    最近几周以来，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在谈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经济改革政策。目前透露的多种方案中，提出的改革措施均符合中国的现实；虽然阻力会很大，但想必李克强政府将猛力推动。
    这些方案中的改革措施，如土地产权改革，降低小微企业的注册资本门槛，降低垄断国企对市场的影响，特别是金融体系的改革，都很必要。但这些措施即便能够按照目前的设想推出，能够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潜力，但却没有触及到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制度枢纽--官商关系。这里的"商"，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之外各类产权结构的企业业主，包括完全私（民）有的，以及那些戴一顶半顶"红帽子"的。以下统称私营业主。
    在目前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官商关系不理顺，则不可能解决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的经营大环境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即便你把许多限制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门槛削掉一截，私营经济繁荣起来了，私营业主还是提心掉胆，不知道哪个早上或晚上，就有政治权力（包括法律的、市场监管等等形态的强制性权力）的掌控者，找上门来，以这样那样的处罚理由，把私营业主经营所获的财产剥夺掉一大块甚至全部。私营业主辛辛苦苦忙了几年、十几年，到头来还是为别人忙了。最倒霉的，连人身自由和生命都丧失。
    有数不清的例子。比如说，薄熙来帮派在重庆利用"打黑"将有殷实家产的私营业主抓起来，好几千人，肉体折磨、心理威胁、恐吓家人，抛开正当司法程序，又快又狠地攫取他们的财富，加起来好多亿元。比如说，今年发生的湖南曾成杰案。这个曾经头顶政协委员头衔、通过与政府良好关系发了财的企业家，最终结局是以非法集资罪被判死刑并高效率的执行。更有力的大面积证据，就是正在进行的中国第三波移民大潮。从2010年开始引人注目的第三波移民潮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是，本次移民的主体是新生代的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移民的原因多方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财产人身安全有太多的担忧。
    中国特色的WMD
    中国层出不穷的例子背后表现出的与日俱增的大面积担忧，主要植根于WMD。这个缩写词原意是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改了中间的一个字，变成Weapons of Mutual Destruction，意思是"相互伤害的武器"，用它来标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下官商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
    这个WMD相互伤害的武器，是从毛泽东时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局面走出来的过程中，与中国的民营经济一道形成的。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民间的财富增长很多，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基本的官商利益分享关系的全面滋长。因为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大环境--即所有与经济金融活动相关的法律规章政策，都不是通过独立透明的司法系统来起作用的，而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有力的"手"来实施的。
    在中国境内所有从事经营的非国有企业，无论其经营者的管理能力、融资能力如何，如果不能在其经营地点和当地官员"手拉手"，其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要么在经营初级阶段就夭折，要么在发展阶段受阻遭遇种种麻烦，区别只在于表现形式和挫折程度上不同。私营企业经营者必须与当地官员分享利益，其方式方法五花八门、与时俱进，实质却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官员以权力这把利刃来切割私营业主的大块肥肉。官员地位高低并不关键，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掌控与经营环节相关的某种实权--工商审批、项目招标、土地规划、金融信贷、地方治安、税收标准、卫生检疫、海关检查、劳资关系、环境保护、产业标准、等等等等。
    但是你看看中国的正式文件，所有这些利益分享的安排都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党纪国法。除了极少数位高权重者，多数官员都害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私营业主也一样担心害怕，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和法律盾牌屏障，怕官员忽然有一天不满足于既定的安排，翻脸不认人。由于这些利益安排均非通过合法的方式达成的，拿不上台面去分辩是非，缺乏任何的法律保护，处于灰黑色领域。加上这种交易有重复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所以双方都会为最坏的可能做防备，提防对方会突然破坏私下不成文的协议。于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是留下对方违规犯罪的把柄：商人给官员好处的时候会记录或录音录像，官员索取的时候要通过第三方第四方，同时收集对方经营犯规违法的证据。
    如果对方很警惕金钱往来，那就出手高档性贿赂。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是个绝佳例子，他在内地行事一贯谨小慎微，出境考察时却在香港宾馆中被安排性享乐，被全程拍摄。这就成了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这类例子太多，双方都从最坏的可能留一手，为了保护自己，不择手段地准备伤害对方。
    这种WMD关系植根于深层的制度现实，虽然并不是正规的制度，却是中国官商关系最普遍的现状，绝少私营企业是例外。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党政官员的权力网成了所有非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社会环境。这便导致了比官员腐败更广泛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任何行业里私营业主所获得的财富，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干不净，主要不是经营者道德低下，而是他们所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商网络，要害部位都是不干不净的。财富所有者进而都要想尽办法把这些财富转变为安全的形态和挪移到保险的地方，洗钱和移民就是首选。
    从个人层面上，我很同情许多这样的私营业主。他们的财产并不是每一块钱都是灰黑色的，我甚至支持在国内很难持续发展的民营企业家移民移产后再回国投资。但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来看，大规模的移民移产趋势是糟糕的。
    李克强本届政府如果不朝这个方向推行良性的制度建设，无论从哪个角度刺激经济增长，都会被这个制度性的深坑所拖累。民营经济一个时期内增长了，业主们的私有财产却很不牢靠，他们又怎么会做长期投资、持续经营、产业代代提升的远景规划和布局？本国公民只有对大体上合法所得的私人财产能够代代保存并不担忧，才会对本国中长期的经济前景有信心。
    百年前的分析依然适合当今中国
    那么为什么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有显著的发展进步，WMD关系仍旧普遍存在？2007-2008年中国首富黄光裕翻船时，我曾经评论道：中国的富豪容易倒霉，原因之一，是中国与经济相关的大多数法律规章从制定的第一天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写得模糊不清。从法的社会学角度而言，法律越模糊，权力之手操纵的灵活度就越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空间就越大。可以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只要运转了一段时间，有点规模，经营者百分之百都会有被权力整肃乃至搏杀的各种各样的把柄。你要想不给周围的官员们抓住把柄，只有不在中国经营。
    德国有两位大师立场不同，未曾见面，却一直在对话，对话核心之一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分析道，讲犯罪分子违反了法律，技术层面上是对的。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法律也在制造犯罪分子。没有形形色色的法律，也就没有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我对此深有感触：本人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前，不敢到北京友谊商店那里去换外汇，因为当年这么做就犯了"非法倒卖外汇罪"，可以判刑的。假如这条法律不取消，今天有几百万中国公民都会因此而犯罪坐牢。2009年我与几位重庆私营业主谈话，他们当时刚被"唱红打黑"狂风吹袭，心惊肉跳地诉苦："当官的手里有那么大的权，他要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他要抢你的钱，就讲你赚来的钱都是黑的。"
    分析更为深刻的是韦伯，他在1911-1913年写到：在中国的官僚制社会中，官府的独断专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伤害巨大。统治者和官僚要么攫取和垄断发展的机会，使私有经济的资本形成断绝来源；要么通过政治传统阻止经济创新。因为缺乏政治上和程序上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在中国就有这样一种状况：商人看着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朝令夕改、天意难测；看着统治者及其官僚们的好恶无常，因此个别的人可以发财致富，只要他精明地审时度势，利用特殊关系，特权一到手，机会就无限。但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很难发展起来和正常运作的，因为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大众市场的需要组织各种生产要素，长期生产和销售，必须依赖对事态的正确计算和预测，必须指望法治的持续、可依赖和客观公正，指望法律机构和政府的合理的、可以预测的运作。
    韦伯一百年前的表述，依然可以应用于当代中国。法制不稳定不透明下的社会环境，只能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视野、投机心态，乃至欺诈性的普遍行为方式。
    移财移民的根源是故土的体制驱赶
    刚发布的10月底香港移民数据显示，2003年推出的投资移民计划，门槛是650万港币（不包括房地产），当时申请者只有几百人，但这些年来急剧上升。虽然2010年这一投资移民门槛已涨到1000万港币，但到去年年底为止，投资移民的申请者87 %是内地人，这一群体已经为香港带来了1500亿港币的纯资产。如果将美加澳新和欧洲等国的数据加起来，中国内地海外移财移民的财富总数超过几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必须通过法治和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对李克强本届政府提出的制度合理化的挑战。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若理不好官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基石就摇摇晃晃。只有着力于私人财富合法保障的稳定基石，才是做足了中长期的规划，为中国公民长远的财富安全筑起法的长城。
    从本届政府几个主政者的背景来看，他们完全应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李克强本人读过很多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的经典，王岐山是监督政商关系的最高领导。只有他们在政商关系的理顺上迈出明智的创建步伐，中国在其他领域经济改革的措施和推动增长的政策，才有长期实效。你不但要化大力气鼓励本国居民创造财富，你更要化大力气帮助富裕起来的本国公民把积累的财富和创造财富的人力资源留驻本国。
    我们期待，本届中国高层领导能把折磨中国创富者们很多年的WMD，改变成WMT--Wealth of Mutual Trust，让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创富者相互信任，使中国普通国民更有保障地致富保富。注：本评论主要依据作者年初的一篇分析文章，其中有大量案例，并结合早年苏联对付私营业主的教训看当今中国的难题。
    读者可参阅：X.L. Ding, "The only reliability is that these guys aren't reliable!"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red capitalism. Pp. 37-58 in Restless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