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症结

    改革和转型要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必须予以根治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经济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加。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增长前景如何，成为普遍关注的重点话题。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
    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就是说，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
    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仅在于这些年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DP而投资，带来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绝对性的突出特点。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产能过剩难以避免。问题是像中国这一轮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产能过剩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解决得好，过了这一关，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反之，不仅现存问题难以缓解，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投资主导的增长还能走下去吗？还能再走10年、20年吗？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
    加快投资转型，需要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上尽快形成共识。近两年，我们提出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断：第一，投资消费失衡日益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资主导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积累了巨大的经济风险。第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最大的优势。第三，经济转型的首要关键是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转变。第四，走向消费主导，不是投资不重要，而是重在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从经济生活的实践看，投资冲动实质是政府的投资冲动，投资主导的源头在政府。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所以,我们要:1、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2、以向市场放权为重点，重新定位政府职能。3、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以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
    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与改革重在改变增长主义倾向，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当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客观说，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里，提出地方层面增长主义倾向的问题，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观分析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因素，寻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子。
    未来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面对挑战，我们有理由坚定全面改革的信念。这是因为，过去35年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在历史新起点的全面改革，将使一个13亿人的大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意义不亚于过去35年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