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中国耕耘“中亚经济带”正当其时

    趁着出访中亚五国、参加第八次G20峰会、出席“上合组织”元首会议之机会，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向亚欧各国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近期所谓的“化武”事件，美国行将对叙利亚动武，致使国际舆论高度聚焦于此，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世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关注。
    假设这一经济带能最终成型，其建设至少要以几十年作为考量时长。但这一倡议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在“西进战略”大框架下，为有效实施“西进战略”所作的崭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深刻思考。其经营当下、谋划未来的战略进取意识，隐含着中国推进“西进战略”的通盘考虑。
    丝绸之路始发于汉代，唐代达到鼎盛，此后千年渐趋沉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乐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启程，国际道路联盟以打通“欧亚大陆桥”之名义，成为重启丝绸之路的积极倡导者。然而，“欧亚大陆桥”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基于降低欧亚贸易运输成本、缩短货运时间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它与中国长期谋划并积极推动的新丝绸之路所隐含的战略意图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九十年初，前苏东集团解体，前苏联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转眼变成了五个独立国家（简称“中亚五国”）。此后20余年间，尽管国际道路联盟寄望的“欧亚大陆桥”建设毫无实质建树，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陆路交通干道建设却异军突起。时至今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陆路干线公路已大体打通。
    而在2011年，经过重庆市及中央政府的努力，及相关国家的协同配合，渝新欧铁路货运通道——重庆—兰州—新疆—荷兰鹿特丹，已开行定期往返货运列车。
    由是，未来五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将继续致力于织密彼此的干线路网。打通新丝绸之路已有了相当不错的前进起点和进一步向西延伸的实施基础。而渝新欧铁路在中国眼里虽只是新丝绸之路的一个“配角”，但这条货运干线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所产生的经贸合作效应，能为新丝绸之路向西推进提供现身说法的示范效应。
    时至今日，国际道路联盟所寄望的“欧亚大陆桥”，是一条东起连云港，西达荷兰鹿特丹之横跨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陆路交通大通道。而中国这些年积极倡导的新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走向虽与“欧亚大陆桥”近乎一致，但从新疆阿拉山口进入哈萨克斯坦后，则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北线，由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北上与西伯利亚大铁路接轨，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通往西欧及北欧诸国。
    中线，由哈萨克斯坦往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至英吉利海峡港口；或由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南下，沿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塔什乾、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行至克拉斯诺沃茨克，过里海达阿塞拜疆的巴库，再经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及波季港，越黑海至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并经鲁塞进入罗马尼亚、匈牙利通往中欧诸国。
    南线，由哈萨克斯坦经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向南入伊朗，至马什哈德折向西，经德黑兰、大不里士入土耳其，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经保加利亚通往中欧、西欧及南欧诸国。
    明眼人由此明了，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比西方主导的国际道路联盟所寄望的“欧亚大陆桥”，无论沿线地域覆盖程度，人口数量和国家数量，既有相同相通之处，亦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的建设远景更具战略视野，一旦此路得已打通，受益面无疑比“欧亚大陆桥”更为广阔。简言之，大国就得有大国视野，中国倡导新丝绸之路所展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跨洲思维”能力，明显高人一筹。按照中国构想，新丝绸之路可覆盖欧亚40余个国家，30亿人口。
    构建横跨两大洲的新丝绸之路，具体操作一定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担当主角者必须首先具备经济体量和由此派生的经济号召力以及政治影响力。改革开放35年重新塑造的中国，无疑是当仁不让的推进主角。问题是，推进一项时间跨度至少需要几十年的大战略，在每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必须选准切入点和重点突破方向。笔者以为，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不妨“由西向东”作倒推式分析：
    北欧和西欧统称“老欧洲”，那儿属于后工业化的成熟社会。新丝绸之路若到达了老欧洲的“家门口”，“老欧洲”各国自会乐享其成，因为它能为欧亚“贸易便利化”带来相当不错的收益。但若想让“老欧洲”各国也能为构筑新丝绸之路出钱、出力，那无疑于天方夜谭——“老欧洲”精于算计鬼得很。
    中欧尤其是东欧和南欧（简称“中东南欧”），属于“老欧洲”之外的“欠发达板块”，新丝绸之路对“中东南欧”的诱惑力不言而喻。但要“中东南欧”诸国心无旁骛、心甘情愿地当好配角，目前至少面临多道现实障碍：第一，中国与“中东南欧”诸国的关系，普遍未达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层级。尤其是东南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要么一边倒抱美国“大腿”，要不被美国和北约弄得支离破碎，其政治倾向身不由已；第二，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历史巨变，但眼下“中东南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远未定型，导致政局欠稳，对华关系普遍采取机会主义加实用主义，就算它们有意与中国“走近”，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先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脸色；第三，就算各类有形无形的意识形态障碍和政治偏见均可抛弃，因深受欧债危机之重创，“中东南欧”诸国目前普遍面临资金的严重短缺。一个犹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地缘政经板块，短期内要想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明显缺乏可行性。
    远交近攻一向是中国外交的智慧之一。相对于陆路距离6000公里之外“中东南欧”，目前已有相当合作基础，最适宜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架下深度耕耘的，无疑是“中亚五国”。以五到十年为阶段性努力周期，一旦“中亚五国”倚丝绸之路形成了“中亚经济带”之雏形，它即可对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乃至“中东南欧”地区形成诱惑、吸引和辐射，成为实现战略设想的“步步为营”……
    经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一棒接一棒的接力，以及以央企为骨干的中资企业的持续努力，中国已拥有相当基础去耕耘“中亚五国”。中国目前在“中亚五国”的存在，决非双方的油气合作那么单纯，也不只局限于拿“中国制造”换取“中亚五国”的基础原材料那般简单。中国、中资、中企在“中亚五国”的存在，涉及交通、通讯、资源开采、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农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方方面面。尽管美国、欧盟、日本均已插足“中亚五国”，甚至韩国与印度也力图染指“中亚五国”分得一杯羹，而俄罗斯更将“中亚五国”视为其传统势力领地，但除了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人文影响中国尚无法与之相比外，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彼此依赖和倚重，其他大国已无法相提并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学教授张文木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笔者思考“中亚五国”颇有启发。张先生在《伊朗高原：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一文中，揭示了2000余年来，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地理现象是，扎格罗斯山脉往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这道天然形成的战略屏障，保障了中国西部边陲的世代安宁。不过人类社会的发展足以改变亘古不变的历史，就中国西部边陲目前面临的综合性安全挑战，仅靠天然屏障加以拱卫已远远不够。就此，我们再回头审视习主席为何在这个时候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应当有恍然大悟之感。据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先精心耕耘“中亚经济带”无疑又是现阶段力所能及的务实切入点和突破口。
    中国民间，就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多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利用心理。故而，往往把双方的合作，肤浅地定位于满足中国的油气需求和油气资源多元化之能源安全考量。可是，我们是否认真深入地思考过，“中亚五国”的油气资源总是越开采越少而非越开采越多，几十年之后，一旦“中亚五国”的油气资源渐趋枯竭，而五国又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极，五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很容易激化，“三股势力”会否重新坐大失控？果真如是，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极大而长久的威胁……所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而率先致力于打造“中亚经济带”，对于中国，已然上升到了帮助“中亚五国”建立起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立足本国资源禀赋之“造血功能”的战略高度。具体来讲，就是要趁“中亚五国”尚有足够资源可作交换的有利时机，帮助它们建立起规模适度的“中亚制造”而非仅仅局限于“中亚油气出口”。鉴于中国眼下已拥有全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帮助“中亚五国”打造“中亚制造”，中国乃当仁不让、非我莫属。届时，中国对“中亚五国”的产品输出将逐步转变为装备输出，抑或二者并行。
    不过，精心耕耘“中亚经济带”对中国而言，同样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地缘政治风险。“中亚五国”目前同样处于国家转型阶段，国内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斗争错综复杂，大国博弈的“魅影”无处不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中亚五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对中国的利用加“借力”心态。这两大因素，客观上导致“中亚五国”在与大国相处时，纷纷采取“脚踩多条船”的机会主义加实用主义外交策略。这的确是中国民间包括部分学界人士对中国与“中亚五国”深度合作抱有疑虑的原因之一。而疑虑的核心是担心中国将面来临“鸡飞蛋打”之尴尬。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强化了中国必须抢得先机、精心耕耘“中亚经济带”之战略迫切而不是相反。
    人们常说小国无外交。可人们若将中国与“中亚五国”作个互换，是否会对“中亚五国”目前普遍采取的“大国利益平衡战略”多一点将心比心？现状是，中国目前在“中亚五国”的各项基础条件几乎是最优的——若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乃谋事在人、成事靠天，那么精心耕耘“中亚经济带”对于中国犹如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当今世界，经济交往带动人文交往，二者之互融程度越深越广，彼此翻脸的成本就越高，高到彼此难以分离。所以，面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从中作梗，无论“中亚五国”的政局如何演进，均不足以颠覆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的“基本盘”。
    精心耕耘“中亚经济带”，宏观上说是国家间行为，微观上则须以双方和多方的企业为主体。国家之间致力于经济带规划与协调，企业则成为经济带上各类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建设者和运营者。因此，对中方各类企业尤其是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中亚经济带”建设要有舍我其谁的意识自觉和市场自觉。
    然而，机会总是优先垂青有准备的企业。有意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分享“中亚经济带”蛋糕的中资企业，从现在起，当有重点的研究“中亚五国”的历史沿革、自然人文生态、法律架构、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准入、市场秩序，谁把这类研究、考察、论证的准备功课做得扎实到位，谁就能在未来的岁月中拔得投资开发、合作发展之头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