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

    汽车普及导致郊区化，还是穷人驱逐富人？
    在中国讲到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史理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或者叫“后城市化”理论。据说，由于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住在郊区豪宅开着汽车一样可以享受现代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还能享受市区没有的优美环境。所以人们争相进城已经是落伍的“老土”了，世界的新潮是穷人、没出息的人住城内，富人和前卫的人住城外。我们有些理论家还据此引申说，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我们的农民进大城市了，就让他们住“小城镇”或者干脆“离土不离乡”吧，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城市化的弯路”，而一步到位地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一些价值观与他们差异极大的另一派人士，同样是根据郊区化、后城市化理论，引申出来的却是强调普及私家汽车、大修高速公路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没有汽车，哪怕你住在城里也是“老土”。
    这种“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的“后城市化”之说其实是以美国的现实为依据的。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和华盛顿，尽管市中心很小一块地方还是富人乐住之地，主城区的大部分却住的是社会下层，大量的富人还是住在如长岛、银泉这样的郊区，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洛杉矶那样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干脆没有富人愿住的中心城区，“当躺”（downtown）尽是穷人，富人都住在贝弗利山、硅谷那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这种“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例如，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过去是一个环绕市区的“棚户带”，现在棚户变成了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层公寓楼，外观非常符合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但富人极少住在其中。倒是在160年前（巴黎史上的“奥斯曼改造”以前）并非如此，那时巴黎城里充满了穷人的陋屋窄巷，而富豪都住在城外的园林豪宅中，包括像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的皇宫。
    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在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在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
    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在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搬走了。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现象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及黑人解放有很大关系。但19世纪民主化以前的欧洲那些王国就截然相反，那里的城市化是“富豪驱逐穷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驱逐，即强制拆迁。1852-1870年间巴黎的“奥斯曼改造”就是一个典型，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铁腕市长奥斯曼伯爵在17年内强行拆掉半个巴黎，把多数穷人（多是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自由、初期工业化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后代）赶出城外，巴黎被改造成“世界最壮丽的城市”，这个“巴洛克式（意为豪华）城市化”的样板自然是充满“香榭丽舍”的金粉世家，而少有穷人立足之地。
    由于美国的穷人很多也是黑人，所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政权是很喜欢拿美国黑人进城导致主城区衰落来说事的。他们倒没有说那叫“汽车普及导致的郊区化或后城市化”并表示羡慕，而是称之为失败的“无序城市化”并以之为前车之鉴。他们极力实践的，则是类似“奥斯曼改造巴黎”式的“有序城市化”。按照奥斯曼的方式，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确在南非打造了一批美轮美奂的现代“巴洛克式城市”——白人的城市，而把黑人圈在城外的索韦托那样的地方。
    民主化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只论客观因果，我们不能不说白人当初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新南非这十几年，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的确发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化”、“底特律化”，即美国式的、当年被白人当局贬称为“无序城市化”的过程。
    黑人解放和“城市底特律化”：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旧城区的变迁
    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在《从南非看中国》中，我详述了当时白人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的索韦托的各自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两边的特征都显著地改变了。
    原来在城外（按照中国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在上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贫民窟，只有两家电影院，两间酒店，只有83％的房子有电，高达93％的居民没有入户自来水。新南非政府在这里投资建了大量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为黑人贫民盖的正规免费住房逐步取代原来的陋屋和棚户。如今，索韦托的水、电、通讯、公交基本普及，中产黑人的雅居和富黑人的豪宅也开始出现。克里斯·哈尼医院从原来400多张病床的普通医院扩建为占地0.7平方公里、3200张病床、6760名雇员、号称世界最大（一说为非洲最大、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的医院，并成为著名学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附属的“教学与学术医院”。索韦托的FNB体育场被扩建成近十万座位的“足球城”、南非最大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和2010年世界杯主赛场。交通方面，除原有1号高速公路外，新南非时期又修通了12号、17号国家高速公路，70号都市高速干道（通称索韦托高速公路）和黄金高速路等穿过索韦托的交通干线。
    索韦托的人口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最多时有180万人，超过当时的约翰内斯堡市辖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这里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一时导致索韦托人口大减，2001年调查它只有85.9万人。但不久，由于其他地方黑人迁入，以及约翰内斯堡进入萧条状态等原因造成回迁，索韦托人口又在增加。
    2002年索韦托正式并入约翰内斯堡市，成为该市的第6、第10两区（2006年进一步合并为D区，即大索韦托区），种族隔离制度在行政上的痕迹至此消除。当时说这两个区占大约翰内斯堡人口的约40%，但2010年人口普查确认它实有人口130万，占大约翰内斯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索韦托人口变化剧烈，一方面说明黑人确实得到了迁徙自由，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预期不稳定的“临时聚居地”。
    尽管今天约翰内斯堡已经不是白人的天下，但索韦托人口仍然几乎纯是黑人（99.3%），显然，尽管种族隔离废除近20年，仍几乎没有白人、有色人和亚裔迁入这里。
    另一方面，在索韦托状况改善的同时，原来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却出现明显的“底特律化”衰落趋势。从种族隔离末期、过渡时期直到新南非初期，这里经历了十余年的自发移民，基本是黑进白出，很多地区居民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主城区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希尔布罗夫，种族隔离时期被宣布为“纯白人”区，不仅严禁黑人“盲流”进入，连有色人、亚裔也在排斥之列。当时这里被视为“黄金居住地”，拥有希尔布罗夫塔、彭特城市公寓等著名地标建筑，租金昂贵。但在1980年代，这里已变成“灰区”（即黑白混合区），过渡时期这里秩序混乱，白人基本走光，到2001年其居民中黑人已达95.6%，白人仅1.5%，完成了从“纯白”变成几乎“纯黑”的过程。
    类似情况在主城区相当普遍。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原来的中央商务区几乎瘫痪。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例如：
    223米高、50层的卡尔顿中心大厦在1973年启用后至今一直不仅是全城第一、而且是全非洲第一高楼，里面开设的五星级卡尔顿酒店也是非洲最高档的豪华酒店之一，曾接待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贵客。由于周边人文环境恶化，酒店于1997年最终关闭，大楼多次转手，越卖越贱，如今基本空置，最后业主Transnet集团曾打算融资改造用作出租写字楼，2008年经济危机后也告搁置。
    彭特城市公寓，1975年建成的173米高54层圆筒形塔楼，是全城第二高楼和非洲最高的住宅楼，在世界上也是住宅楼中最高的之一，曾被视为建筑美学的杰作，号称“美丽的巴别塔”。但早在种族隔离末期，周边治安已恶化，犯罪率飙升；新南非建立时，公寓已无人承租，成为流民帮派藏污纳垢之地，后来政府清出流民，曾几度企图利用，甚至有建议将其建成一个高层监狱，但都不了了之。
    40层楼的“托尔曼塔”是全城第四大厦，原归五星级“约堡太阳”酒店经营，混乱期间酒店迁往桑顿，经两次转手后变成“黄金城埃戈利酒店”，2001年开业后曾接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风采如昙花一现，会后很快也无法经营，目前该建筑被“封存”。
    IBM大厦，楼高25层，原是IBM公司的南非总部，混乱出现后IBM总部搬到桑顿，大厦只有一小部分用作商店，但也陆续关张，全楼于2005年被完全废弃。
    31层140米高的信托银行大厦，楼高为全城第五，曾属于南非最大的银行，混乱时期银行迁走，2003年大楼以64万美元贱卖。目前也空置。
    希尔布罗夫塔与海森太克塔，分别是约翰内斯堡的电信-广播塔和电视塔，前者1971年建成，高269米；后者1962建成，高237米。时隔仅仅9年，便使南非两次刷新了整个非洲最高人造结构的纪录，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当时成为白人政权炫耀其“经济奇迹”的重要“形象工程”。这两座高塔上原来都有旅游用的观景台，尤其前者更曾经是约堡旅游的第一景点。但由于“担心有人在上面向下开枪”，两塔从过渡时期就先后被关闭而停止使用了。
    ……
    新世纪初的约翰内斯堡原中央商务区确实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底特律，“鬼楼”林立，一片萧条。在1990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因为没法就业，黑人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富人“郊区”的兴起：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
    当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属于“极右派”，敌视苏联，镇压南非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们建设的“宏伟城市”却和一些共产党国家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而如今掌权的非国大，当年受苏联支持，今天也是左派，南非共仍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常常批评美国。但是今天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所谓“美国式的‘无序城市化’”，把约翰内斯堡中心城区从“南非的深圳”变成了“南非的底特律”。当初穷人的“占领”蔓延时，非国大内部也有制止的声音，但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和南非共为代表的非国大左翼是反对制止的，有的“占领”还是他们领导的，以至于前述开普敦那个占领者的非正式社区还以南非共总书记来命名为“乔·斯洛沃”。
    当然，左派并不赞成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哪里还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是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片田野，由桑当和布莱恩斯顿两个村镇合名“桑顿”，民主化以前这里只有一些小农场和个别富人的田园别墅。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在2001年这里已经有人口12.6万人，人不算多，但聚集了惊人的财富，据说按单位面积计是非洲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号称“非洲首富的平方英里”。富人的豪宅、别墅、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会展中心等纷纷出现。桑顿已经完全取代旧的CBD，成为最大的商务中心和新的金融区。交易市值占非洲首位、全球第15位的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和南非四大银行之一的莱利银行都从旧中央商务区迁到这里，其他三大银行虽然在城里保留象征性的总部，实际业务也大都移到了桑顿，南非著名的国有运输大鳄Transnet公司、石化大鳄萨索公司、最大超市集团Massmart、电影公司Ster-Kinekor，以及IBM、惠普[微博]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都搬到这里。桑顿会议中心刚落成就举办了著名的2002年“里约+10”世界首脑会议，后来非国大2004年赢得大选的盛大庆典、2008年世界小姐决赛也在这座豪华会议中心举行。
    号称“郊区”的桑顿地域广达133.84平方公里，全域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40人，比我国的不少县还低，因此绿地广阔，环境优雅，是名符其实的富人郊区，很多国内外名人都在此置业定居。但是桑顿的金融区却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米开朗基罗塔、达芬奇大厦、商业宫一号等大楼预示了“非洲曼哈顿”的再造，大约堡地区A级办公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桑顿；最近又在兴建一座60层的新写字楼兼豪华酒店，将超过已经“沦陷”于贫民的卡尔顿中心，成为非洲最高建筑。业主公司的CEO塞缪尔·奥格布放言：“非洲人不是碌碌庸人，我们有雄心在桑顿看到自己的华尔街。”于是桑顿又有了“南非的华尔街”之号。
    类似桑顿这样的富人新城在大约翰内斯堡以北已经有好几个，如霍顿、耶奥维尔、米德兰等。这些富人区的特点一是向东北发展，与穷人的“西南城”索韦托方向相反；二是种族构成以白为主，如桑顿的黑人只有32.6％，白人却达60.6％。而如前所述，索韦托今天依然是黑人聚居。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感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城市治理的反思与改进
    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要被“强制收容”，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尊敬而自豪。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不能把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仰此教还是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又比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来源: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