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朱镕基的成功与李克强的挑战

    最近发行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演讲集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他1990年代常常饱受争议的大胆改革，包括约束国有企业和清理银行系统。但讨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中国媒体所采取的批评立场远远弱于过去二十年的普遍程度。
    当年的朱镕基所面临的挑战和现任总理李克强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具有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他们在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承诺了，基于此，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但朱镕基和李克强真的如此相似吗？
    与1990年代类似，如今的中国面临着如山积的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债务、不断升高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以及下降的中央政府收入。根据彭博社的说法，李克强将是朱镕基之后第一个不能实现官方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如今中国的局面与20年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1990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赵紫阳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赵紫阳试图在各部门之间逐一进行财政改革，这给了地方政府与国企形成勾结的空间，地方机构因此获得了补贴，并可以截留中央政府的收入。这导致了国家公共债务高企，反过来迫使中央银行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加速。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GDP增长率。事实上，尽管朱镕基的改革是碎片化的，但本可以轻松地带来两位数的GDP增长。但朱镕基认识到，由于持续的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让经济以如此高速增长可能弊大于利。
    批评者称，朱镕基的1994年税制改革导致了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因为改革让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提高收入。但事实是用分税制代替收入分配制稳定了中国经济并扭转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相对下降。事实上，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破坏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勾结，朱镕基的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以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朱镕基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如今，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容问题也更少了；中国财政状况十分健康；宏观经济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之势。
    朱镕基的成功意味着李克强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李克强必须确保仍以巨大增长潜力自豪的中国经济不会陷于沉寂并跌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支持增长的外部条件尚未改变时过早出现减速。工资继续上升，这导致相对低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但增长模式还不能支持其在高技能产业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停滞。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当前环境，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日益激烈、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日渐增加、人口的日渐老化、城市化的日渐放缓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日渐上升。产生于全球金融危机、以西方GDP增长停滞和出口下降为特征的“新常态”使得改革更加迫切了。
    李克强应该从对来自高生产率的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再分配开始。这将立刻提振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增加总体生产率。但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要想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需要的不止是资本转移。它还需要鼓励和指导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和机制。
    幸运的是，李克强对此心知肚明。事实上，产业和技术升级构成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但如何在中国以国有为主导这一约束条件下实现这个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收紧对产业政策的掌控，同时增强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相反，李克强似乎倾向于将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和市场，将纵向控制转变为水平协调。因此，李克强没有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技术和产业升级，而是给予地方政府和市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空间。
    朱镕基和李克强确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但是，朱镕基需要和地方官员角力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收入，从而稳定经济、释放中国的潜力；而李克强必须与地方政府协调以创造在各个层面培养和保护创新和经济活力新源泉的制度。正如朱镕基二十年前的改革奠定了今日增长的基础，李克强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