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曾成杰案让民营企业家思考自身命运与出路

    8月1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曾成杰案分析研讨会”，很多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律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民营企业家中的一位，我也应邀出席并做了发言。
    曾成杰是湖南省湘西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2008年12月，曾成杰因涉嫌集资诈骗被逮捕。今年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成杰执行了死刑。曾被执行死刑后，其家属称并未接到法院的死刑通知书，这导致舆论哗然，认为曾是被秘密执行了死刑。对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漏洞百出、互相矛盾，也引起了法学界、经济学界的热议。也在中国民营企业界引起了广泛的不安。
    我同意李庄律师在当天会议上说的话，曾成杰案没有结束，这个案子对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些。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人害怕，就像王石先生说的“兔死狐悲”。我们都是民营企业家，国家的法律、政策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命运。
    王石说搞一个基金会，救助有类似遭遇的民营企业家，如果有几亿元欠款的话，可以用救助基金来为他们偿还债务。我也曾经有过类似想法，如果我是李嘉诚或者比尔•盖茨，就可以拿出100亿，把湘西民间集资事件平息下来，使曾成杰免于死刑。但后来想了想，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幼稚。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即便基金会成立了，能够救一个人或几个人，但我们能救所有人吗？这样的冤假错案很多，能够被媒体披露出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浙江吴英的案子，在大家的呼吁下起了作用，吴英免遭死刑。我也积极参与了对吴英的救助。因为2003年我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抓的时候，柳传志先生很快就出手，公开声援，并且说联想集团负责偿还大午集团的1300万元债务，我当时和柳传志并不认识，我很受感动。所以，吴英案的时候，我在研讨会上曾几次公开声明我可以为吴英担保一个亿的债务。对于个案，这样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整个社会生态来说，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我更关注什么呢？是通过个案促使中国法律进步乃至制度的变革。
    曾成杰的案子不是孤立的，有相当的典型性。早在2003年5月，我当时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而被捕，并被当地政府扣上了非法集资的罪名。最终在媒体和各界的呼吁援助下，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最近10年来，类似的被定性为“非法集资”的案件又发生过多起，最有名的就是吴英案。
    可以这么说，如果按照曾成杰这个案子的处理模式，我当年也难以走出监牢，大午公司也不可能继续经营下去并有了后来的发展。按照湘西州地方政府处理曾成杰案件的模式，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的资产都可以归零，甚至变成负资产，很多企业家都会成为阶下囚。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即使资不抵债，但只要这个企业存在，其资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大午集团在1984年起步的时候，我们是五个股东，一个股东出资两千块钱。由于没有经验，1985年一年就亏损1.6万元，企业就资不抵债了。当时这五个股东打架，争执得不可开交。我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干不干？你们不干了，债务由我承担。当时我们是郎五庄养殖厂，我清楚只要这个养殖厂存在，就会有希望。最后结局是其他四个股东全部退出了，我拿出两万块钱来偿还债务，连其他股东的本金也还了，这个养殖厂就归了我爱人一个人了。几年以后这个企业发展起来了，那几个人又回来在厂里打工，只是不再是股东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如果动不动就把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归零或者变成负资产，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我觉得湘西州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曾成杰的三馆公司时就是这样，曾成杰被抓起来以后，企业的无形资产就归零了。
    通常咱们说的所谓好企业，即资产负债情况良好的企业，一般是什么情况呢？资产自有率达到50-60%，就是非常好的企业了，一般的自有资金在30-40%左右，负债率到60%，这就是很好的企业。我2003年被抓的时候，大午集团的自有资产最少在80%以上，将近90%，因为政府盘点我的固定资产时，不含土地价值就是1.1亿，而大午集团的负债不足2000万。可是即便是大午集团这样的企业，政府要处理我的话，我肯定也是资不抵债，政府可以清仓大甩卖，急速出手，以便还银行贷款、借款，还要清理你的税务情况……当银行逼债，老百姓催你的欠款的时候，如果把企业的资产拍卖，价格是市场价的多少呢？顶多三折到五折，这样七折八扣下来，企业资产还能剩下多少？这种处理模式非常荒唐，但曾成杰的公司就是被这样处理了，人也被消灭了。
    第二，我们现在的议题都集中在法律和程序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法律和程序都是服从于政府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政府官员可以为了他的个人目的而强奸法律，蓄意制造冤假错案。
    直到今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然备受争议。在中国金融改革缓慢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随时可以利用这一罪名拘捕民营企业家，整垮民营企业。曾成杰案件说明，现在的情况和十年来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2003年我被抓的时候，我说放我出去的话，10天我就可以还清全部集资款。当地政府说判刑多好啊，你如果被判刑了，那些集资的本金和利息就都可以不还了。我说我还得起，为什么不还？实际上政府抓我，本质上不是为了让我还债，不是为了那些债权人考虑，就是要整垮你。当他的目的确定以后，你的一切辩白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地方政府为了搞垮企业家，经常是秘密办案。我被抓的时候，工作组就给我的孩子做工作，说你千万不要找媒体，千万不要发消息，你爸爸这个事不会有大问题。当时公司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还有一派主张求助媒体，把这个事揭开，争取得到社会的支持。
    如果政府或官员想把这种冤假错案做成铁案，除了秘密办案，在案情公开时，也是有选择地公开，公开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很多时候，办案者会夸大、歪曲事实，一般而言，他们不会承认企业家是法人犯罪，基本会定性为个人犯罪。
    2003年我被抓时，《人民日报》和《河北日报》就曾经这样报道：“孙大午集资累计1.8亿”。当时我很纳闷，问办案人员说，我什么时候集资1.8亿？对方回答说，这是你累计的集资数额，就是说我1995年到2003年，所有这些年加起来一共集资了1.8亿。我非常气愤，问他们：你们说我累计集资1.8亿，为什么不公布我累计还了多少呢？为什么不说我孙大午累计还了1.6亿到1.7亿呢？他们不公布这个对我有利的信息。
    直到现在，有些老百姓或者极左人士还在网上骂我，说孙大午是罪犯，你集资了1.8亿，你会造成社会混乱，你的企业倒闭了怎么办？还不了钱怎么办？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党媒误导了。我们这些人是百口莫辩。一些地方官员误导、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的手段非常厉害，也很有效。
    最近说到重庆的事情，大家还心有余悸，说害怕文革回头。确实如此，我今年59岁了，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过程，从文革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些年来何时摆脱过文革的阴影呢？
    柳传志先生最近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含有政治色彩和对目前政治生态的无奈，他无非觉得政治里有无奈、有恐惧，所以不想触及罢了。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拿出钱来救助这个社会，远远不如我们民营企业家发出声音来，从这一点来说，王石参加8月1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民间金融与企业家生存环境曾成杰案分析研讨会”，并发言称企业家不能为避免惹火烧身而选择沉默，这种行动本身的价值比他拿出多少钱来的意义更加巨大。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应该勇敢站出来，站在一起发出我们的声音，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呼吁，民营企业法人地位应该给予落实。既然是法人，有事就按照法人对待，国有企业是法人，独资企业也是法人，公司法也赋予了民营企业的法人地位，那么我们就要争取把这个法人地位落到实处。以曾成杰的案子来说，别说曾成杰的妻子有股份，哪怕是曾成杰的独资企业，企业的行为也是法人行为，与他的个人行为要分开，要区别对待；同时，建议取消经济犯罪死刑判决，这符合法治化进程大方向。中国的金融领域对于民资来说依然非常不开放，按照现行金融法规，很多民间借贷当然属于违法性质，但是，这是政策和法规滞后使然。而且，即使民间借贷的企业家存在过错，也应该按照民事案件处理，而不能按照刑事案件审理，更不应该被剥夺生命权；第三，政府要承担法律责任。在很多民间集资案件中，政府多扮演了推动和主导的角色，很多民营企业最初是和地方政府走在一起的，曾成杰案件明显就是这样，在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曾成杰最初是被政府鼓励和支持的。但现在所有罪过都推到曾成杰一个人身上，地方政府却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