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荣住：关于改革可能性的三点断想

    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冒着风险“分田到户”的时候，他们未必想到“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会普及全国；当浙江商人走南闯北推销的时候，他们也不知“市场经济”的春风会吹遍神州。如此等等。回首改革，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得一些改革的个案最后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而有些个案却最终沉寂？这其实是改革如何可能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就此问题提供三个相互关联的看法。
    改革如何持续
    第一点，改革如何持续比如何发生更为重要。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改革怎么产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改革如何能够持续。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路径依赖”，即初始制度安排或者条件对将来的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常举的例子有键盘的故事。也许键盘的初始排列未必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具有偶然的），但是一旦初始的键盘排列成型，后面的键盘排列就会跟随先例。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记忆的惯性。如果你已经熟悉了一种键盘排列，到明天换一种键盘排列，使用键盘的人肯定觉得不习惯，需要重新熟悉，付出新的学习成本。所以，这里最关键问题不是刚开始发明键盘的人怎么排列键盘的顺序，而是说人们记忆的惯性使得键盘的排列具有路径依赖性。与其说初始的键盘排列决定了键盘顺序，不如说是人们记忆的惯性决定了键盘的排列，哪怕初始排列不一定是最优的。从这个例子可以引申到看待历史事件的“均衡”分析方法：不管一种制度安排如何产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关键的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不是符合一种博弈的均衡，从而使得它能够被持续。如果把均衡状态比喻成一间铁屋子，人们走向均衡的方式与途径可能看作是通向铁屋子的路。
    上述的分析方法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不管你从哪里来，从哪条路来，如果你来到这个屋子以后，不想或不能出来，那么这个铁屋子就是一种均衡。反过来，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来到铁屋子的人都出不来，后来自从有人打开窗以后，所有的人都出来了，那么这个铁屋子就不再是一个均衡。这时候，人们可能找到另外一个归宿，这个新的归宿便是新的均衡。改革，无非就是不断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均衡，寻找与形成新的、合理的均衡。要点在于分析均衡的形成机制，而不仅仅限于初始的突破点从何而来。所以，一开始不管是“小岗村”的人，还是“大岗村”的人，他们如何想到土地承包，开创先河是重要的。但是更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如何能够被推广，被何种力量推广，最后它又改变了什么。这就联系到第二点。
    改革要改变社会结构
    第二点，一个好的改革能够被持续下去，能够最后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推动，基本的要义是改革要改变社会结构。那么什么是社会结构？以笔者个人的浅见，简单地说，社会结构可以用最简单的两个纬度来衡量，一个是权力，另一个是信息或知识。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权力和信息（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所以良好的改革必须要改变权力或者资源的分配格局，使得这个社会结构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推动改革往下一步深入的社会结构。为什么社会结构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信息（知识）的约束，而众多个体行为便叠加成群体或社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剧本，而个体或组织是演员。演员按照剧本来唱戏。如果改革不能改变社会结构，那么这种改革或者革命，即便是更激烈的革命都于事无补。换句话说，它只是换了一波人，换了一批演员，但是没有改变剧本。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换演员不换剧本的故事已经上演太多遍，在中国更是被演了两千多年。如果不从社会结构上改变，那么我们仍然是陷在一个泥潭或者均衡里面没有走出来。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成功的改革的例子。在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也是反复无常，任意收税，产权得不到保障。有效的产权制度虽然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但是有可能导致君主的权力减少，他所攫取与控制的社会资源也减少。那么光荣革命究竟如何发生呢？最新一些研究者们（例如Acemoglu，2006）简单地概括了这个过程。首先，商人与乡绅关心他们的利润与产权，不仅是现在，也包括将来的利益（生意年年做），他们会应用他们的实际（de facto）政治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来自贿赂、裙带、经济资源还是其他）去寻求现在与将来的利益保证。但是，没有制度保障，对将来的预期将非常不稳定，今天在任的官员明天不一定还在，即使在，也不一定有力量使他保持承诺。这种靠个案腐败“润滑剂”带来的利益保证是脆弱与暂时的，而且，这种利益保证也在商人之间导致竞争（争宠）。因此，英格兰商人坚持不仅要推翻王朝，而且要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与将来的政治权力分配，使得他们将来的利益更有保障。最为难得的是，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辉哥党人就比原来的君主更可信？所以，打破独裁不是让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而是让两种力量互相制衡。当然客观上的原因是，商人不会愿意有谁能够独吞利益，所以通过议会均分利益。同时又通过从荷兰请来一个外来和尚，让议会与皇帝之间有某些制衡。
    那么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如何？以史为鉴，不妨看一项著名的研究案例，来自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写的关于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个故事，作者深刻地剖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信息结构，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内在的政治禁忌与官僚组织的特性。笼统地说，传统社会结构是权力金字塔加信息管道。二者都是高度封闭。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金字塔的顶端，然后权力按照与皇帝的喜好程度与关系的亲疏依次递减。不幸的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未必拥有最完善的信息。乾隆认为最忠诚的人，却可能是最大的奸臣。
    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谁拥有的权力越大，谁被欺骗的可能性也越大。这里的被欺骗是广义的，例如明明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下属偏偏说成是圣上英明。原因很简单，欺骗一个穷光蛋，所得有限，但欺骗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一旦成功，收益可能是高官厚禄（当然也是有一定风险）。而且，金字塔尖的人离底层的距离远，得到信息往往已经经过了多重加工，严重失真，即便皇帝自己事后有所觉察，往往也不愿意自损龙威或者无从核对。鲁迅先生曾经提到的“红嘴绿鹦哥”的故事是一个典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权力与信息的匹配严重成问题，最后终于走向衰亡。
    对比传统社会，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与孔飞力笔下的乾隆时代有何区别？最近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显然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是21世纪的信息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已经高度多元化。然而，毋庸讳言，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传统社会的影子下，似乎还没有本质的区别。权力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由上至下而且高度封闭，金字塔底层的人对权力的制约相当有限。信息搜集机制也仍然是以管道式为主，在一个封闭的渠道内循环，而且容易失真。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跟传统社会有些类似。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国外的市长读本市报纸的头版是能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信息的。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还不具备开放式的信息结构。这使我们很担心中国未来的改革能否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有被扭曲的危险：不是被权力扭曲，就是因为信息扭曲而被扭曲，或者兼而有之。
    这也许会带给人一种悲观的观点。改革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而良好的社会结构却有待于通过改革来塑造。如果我们还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结构，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死循环。一个更好的制度并不必定会被选择，好的初衷未必有好的结果。社会被“锁定”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上。因为这种锁定是特定的社会结构所致，单个个体无法改变，除非改变社会结构，而改变社会结构又依赖于原先的社会结构。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许也可以看成是塑造一个良好社会结构的伟大尝试。如果改革的红利能够越来越多被社会各阶层和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企业家和民众所享有的话，我们社会结构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被一些权贵阶层所掠夺的话，社会结构越来越差，下一步改革越来越困难。我们也许正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对于普通的民众，在这样的关头，究竟能做什么？这联系到第三点。
    如何改变社会结构
    第三，社会结构与心灵结构的契合。无论社会结构如何改变，相应的心智结构都是必需的。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需要在人们心灵层次得到巩固。如果社会结构的转变还未发生，那么需要人们在心智方面有所预备。这就是信念与理念的力量。从长远来说，理念改变社会。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受阻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话，那么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可供借鉴：“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当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
    实际上，与权力和资源被既得利益阶层掠夺相比，思想与心灵被既得利益阶层所占据更为可怕。普通人能为社会做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使自己的思想不受制于人。记得有段著名的祷文：容忍所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够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诚然，改变社会结构不是一个或几个普通人能做到，甚至历史伟人都未必能成功，但每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如果不能改变社会，那么至少可以努力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有仁，有勇，有智。千万不要低估每个个体为追求良好社会结构而付出的努力，在边际意义上说，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社会。不在于描绘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革的蓝图，更重要的是切实的改变，哪怕改变是微小的。“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也许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耐心与智慧。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