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新华：城镇化及其道路理论的创新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强调这一点以后，我国出现了研究城镇化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热潮，围绕着“十大争论”（界定之争，即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准确界定、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中国应实现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水平之争，即中国城市化率的现状是高、低，还是适中，城市化水平达到多少为宜；模式之争，即中国城市化应是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还是适度城市化；道路之争，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如何正确界定；大小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应是大城市化、小城镇化，还是大中小并举；质量之争，即中国现在的城镇化是健康的城镇化，还是病态的城镇化；快慢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或者适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争，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应就近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远迁，是先非农化后市民化还是同时非农化和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之争，即农民工应不应该市民化、怎样市民化，是尽快市民化还是逐步市民化；制度创新之争，即应该进行哪些和怎样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城镇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探讨。
    一是城市化或城镇化概念的全面准确界定。世界上许多学者从与城市化有关的多个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多种不同的界定，但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或片面性，未达成全面准确的定义。我国学者现在对城市化的界定则更为全面、准确。二是城镇化动因多元理论（农村人口迁移理论）。城镇化动因理论是关于推动城镇化的原因和力量的理论，是要说明哪些因素导致了城镇化，其核心的内容是哪些因素引起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中。我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多层面、多角度更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城镇化的动因，形成了城镇化动因多元理论，还特别注重和深入分析了制度因素对城市化的重大影响。三是城镇化类型划分理论。国外现在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城市化类型划分理论，而我国学者则已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成果。我国学者提出按照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不同、城镇规模类型及其空间布局结构的不同、城镇发展方式的不同、城镇化实现机制的不同、城镇化状况的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六种标准划分不同的城镇化类型。四是城镇化道路理论。国外虽然有实现城市化途径的研究和理论，但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还没有提出城市化道路或城镇化道路的概念。可以说城镇化道路及其比较完整的理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城镇化道路理论的创新主要有：城镇化道路包括六个方面的选择，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选择、处理城乡关系方式的选择、城镇规模结构的选择、城镇空间布局的选择、城镇化实现机制的选择、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注重城乡协调发展，城市规模结构为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城市空间布局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且尽可能形成城市群、圈、带、网，实现机制为市场与计划有效结合，通过多渠道筹措城市发展资金，采取内涵式或集约式发展以及节约资源、优化环境、合理规划、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方式建设和管理城市。五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理论。我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农民数量庞大，即使实现了城镇化，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只有这些农村人口同样走向富裕，才能说中国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留在农村的农民走向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必须协调并举、双管齐下，在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