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债无忧”论商榷

    近来围绕全球经济的辩论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简单化倾向。如今有些人辩称，仅仅因为不能肯定地证明高债务对增长有害（尽管大部分结果仍支持这一点），那么债务就不算什么问题。除了近来围绕债务研究文献的公共辩论外（我们已为此讨论了自己在债务与增长关系方面的研究结果），这场辩论再次需要重新与事实联系起来。
    我们先看一则事实：在许多国家，其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正处于创纪录高度，其中不少国家的债务比率甚至高于战时的峰值。除此之外，人们还担忧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带来的或有负债，以及资金不足的老龄社保与养老金项目。就德国而言，该国还可能需要为欧元区伙伴国的债务负担提供更多缓冲。有些人表示不必担忧，他们指出战后经济飞速增长的现象。但是，今天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法将不再是战后复员对供应的提振，也不再是解除战时管制所释放的需求。
    要明确的是，在增长已变得更为稳固之前，任何人都不应主张稳定（更别提降低）债务水平——如果仍有这种选择的话。欧元区外围国家最多只能有限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而且面对高昂借贷成本，因此它们的选择更为有限。
    可是，鉴于当前的债务水平，增强型刺激措施只应得到选择性的、审慎的采用。在需求疲软和利率很低的局面下，如果政府能够找到回报率高的基建项目，那么更高的借债曲线仍属合理。借款支持有经济效益的基建项目，会提高长期潜在增长，最终拉低债务比率。自从危机爆发之时起，我们一贯主张这一点。
    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会更进一步，丝毫不顾更长期减债的需要。近月来，随着经济增长出现新的疲弱迹象，这一主张的声势越来越大。它把债务方面的谨慎置于脑后，并呼吁各国政府——借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话——“前往人类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其基本逻辑是，低利率使借贷变成了免费午餐。
    不幸的是，这些人对实际利率上升的风险过于轻描淡写了。没有人完全理解利率何以下降得如此多、如此快，因此也没人敢断定，目前的低利率水平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在1940年撰写《战争的代价》(How to Pay for the War)，正是因为他对高额赤字（即便是为了支持像生存战争那样的崇高事业）绝非漠不关心。债务是一个变动缓慢的变量，不可能（通常也不应该）过快地降下来。但利率可以变化得非常快。
    没错，研究已发现了多个可能共同作用、导致利率剧烈下跌的因素。对于未来潜在灾难性事件（比如再次发生金融崩盘）的更大担忧，可能在压低利率。同样，股票与长期债券回报率的负相关（尽管应当承认是相当不稳固的），也使债券成为更理想的对冲。亚洲新兴国家的央行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债务的最大主顾，而现在日本可能再次加入这一行列。但是，能够指望同样的因素使收益率无限期地保持在低水平吗？
    经济学家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距离利率上升有多远。如果有人同意，未来10年利率显著上升是一种可能的前景，那么，无限量、无限期增加债务的方案就应当让人三思。
    那么，有什么是可以做的？我们必须记住，选择并不只是要么深度紧缩，要么大笔支出。古往今来，各国政府使用过多种多样的对策。是时候再去“工具箱”好好找找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各国政府必须准备减记（而不是继续吸收）债务。这一原则适用于破产金融机构的优先债、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以及美国的抵押贷款债务。尤其在欧洲，任何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都需要从德国向外围国家的大笔转移。这种隐性转移越快变成显性，欧洲就将越快地进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还有其他工具。所谓的“金融抑制”（一种主要针对储户的不透明的税收）可能很快影响离你不远的机构。其最简单形式是，政府把债务塞进国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欧洲已在这么做了，而且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这么做。《战争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讲的就是如何为政府债务创造“没有自主权的受众”。要理解我们的未来，请读懂真实的凯恩斯，而不是生搬硬套。
    在危机爆发之始，我们中的一人曾因建议适当提高通胀目标（比如，几年内保持在4%至6%）而受到强烈的批评。然而，当一场75年罕见的危机来临后，各国央行确实应当牺牲一定的信誉，减轻公共与私人债务负担，加快拉低住房与不动产的实际价格。
    政策组合中一定不能少了结构改革。以美国为例，鲍尔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两党委员会的蓝图便对简化税法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前途的思路。
    当今正围绕高债务的风险展开一场学术辩论。我们仍坚信此领域的主流观点：高债务是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应落入陷阱，得出结论认为当今的高债务不是一个问题。凯恩斯并非不在乎债务。我们为何应当忽视债务呢？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