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中国与西方：谁学谁？

    本周末，发达国家的智囊机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到访北京，参加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参会者除了古里亚外，还有67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以及其他“外国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以及中国政府内部的许多高层人物，包括将发表主题演讲的张高丽。论坛的主旨是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选择。
    1980-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36倍，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2.2%上升到了15%。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人均GDP增长倍数分别为4.1倍、4倍和3.9倍，而这三国加起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跌落近一半，从40%降到23%。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是全球主要对手的好几倍，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和商品输出国。
    那么，为什么那些商人、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要从世界各地跑到北京，建议中国人如何处理好本国的经济问题？难道不应该是中国人走向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告诉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好经济问题吗？
    现在，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着政府不能应对严重经济问题的现象。在美国，两大政党关于降低政府借债规模的谈判已经完全破裂，可预见的将来没有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
    在欧洲，恰好在所有人都开始觉得欧元区金融危机已经得到控制的时候，一场严重金融危机在欧元区最小的国家之一塞浦路斯爆发。以经济较强劲的欧元区北部国家为首的欧盟当局在3月16日决定，援助资不抵债的两家塞浦路斯主要银行所需的资金，需要由塞浦路斯本国承担大约三分之一，而这笔钱需要由该国的银行储户（包括小企业和普通储蓄者）提供。雪上加霜的是，几天之后塞浦路斯议会投票反对这一建议，迫使该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找钱。而欧洲央行随后决定，如果塞浦路斯无法在几天里找到钱，该行将撤回其流动性支持，那样的话，两家塞浦路斯的问题银行将被迫倒闭，塞浦路斯也将陷入国家破产。这实质上是强行迫使塞浦路斯人从银行储户那里找钱。
    突然之间，对许多塞浦路斯人来说，离开欧元区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欧盟当局为塞浦路斯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公正的，也破坏了自2011年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缓慢而痛苦地构建起来的欧洲团结精神。这场危机表明，欧元区北部国家，尤其是德国，已经对支援南欧感到厌烦了。但在南欧的债务危机面前，惟有欧洲团结精神在支撑着欧元理念的延续。在其他受潜在危机威胁的欧元区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许多人已经开始想，如果他们国家的情况将来继续恶化，欧元区领导层可能重演他们在塞浦路斯的做法，所以，把钱继续存在本国的银行就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了。如果银行存款开始从南欧国家逃离，流向德国、荷兰等国的银行，欧元区解体的阴影就会重现。
    在日本，2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新首相安倍晋三已提出一项新计划，试图驱散日本的通缩状态，就是通过大量印钞来购买日本政府债券及其他资产，以恢复日本人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但日本需要的是其经济的根本性的结构调整，包括向外国企业开放，将政府和企业的治理结构现代化等。如果通货再膨胀政策除了刺激通胀之外没有实质性影响的话，这项新战略的结果也许弊大于利。
    在所有发达国家，领导人都未能理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的严峻现实，也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自2008年西方金融崩溃以来，不论是华盛顿的伯南克、法兰克福的德拉吉还是东京的黑田东彦，各国央行行长都在竭尽全力防止经济崩溃，以为寻找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但真正需要理解经济问题并找到可行解决方案的不是各国的央行行长，而是政治领导人。
    2000年以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需求快速增长，其影响十分强大，不仅帮助改变了澳大利亚、智利、巴西等出口型资源大国的国内经济结构，而且帮助了德国等资本设备生产国。但要解决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的需求不足的困境，单凭这股力量还不够。各个发达国家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重新平衡，降低经济对银行业和房地产业的依赖，以恢复增长和理顺金融部门。
    在英国，经济状况依然不佳，经济产出仍比2007年低5%，债务在累积，年物价涨幅接近3%。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刚刚公布一份经济预算，在一些方面增税，在另一些方面减税，并试图通过重燃英国人对私人房产的爱好来恢复消费需求。而英国在经历了1996－2007年的房地产业繁荣后，虽然房价有所下跌，但相对于平均收入水平来说依然过高，大约平均高30%左右。为了实现经济再平衡，英国房价水平需要继续下跌。奥斯本的政策让一个本已扭曲的市场变得更加扭曲。
    而奥斯本也许应该学一学中国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的做法，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这能弥补英国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并能让投资者和商界相信，他恢复经济增长的决心是认真的。伦敦的主要机场希思罗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明显需要一个新机场。有人建议在泰晤士河口修一个新机场，建设费用约为600亿－800亿英镑，约占英国GDP的4%。这个项目能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能创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解决英格兰南部的机场拥挤问题，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商业的国家来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很严重。但艰难时刻有时也能创造伟大的、理解前方挑战并能引导民众前行的领导人。1940年，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国，而虚弱无力的法国领导人却辜负了他们的国民，被德国击败并占领。如果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今天的中国将是什么状况？
    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英国当今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有魄力和远见的领导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好时光里，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繁荣，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不需太多担心经济，因为增长率很高而通胀保持低位。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考虑国内问题，而是考虑如何发出政治讯息，如何成功地把经济繁荣的功劳据为己有。
    而自1980年以来，中国恶劣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其过于庞大的人口，迫使其领导人做出了许多艰难的抉择。是这些抉择让中国处于目前的强势地位。现在，很多迹象也显示，中国新领导层准备发挥领导力，继续做出有魄力的抉择，从而在未来收获更多果实。
    今天，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去北京听取中国人的建议，而不是去那里给中国人提建议。（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