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一）

    中国国情是什么？“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30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
    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无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
    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市场经济万能”，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机会、权钱交易。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标准的。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可以从“国家”或者“宏观”，以及“企业”或者“微观”两大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这些标准至少包括：产权的清晰程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决定价格、成本、投资程度，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
    上述标准中，市场决定价格、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所以，诸如“市场失灵”和“市场失败”的问题，无从谈起。
    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 1980 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废弃计划经济。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论”。问题是，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成行政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从头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对于政府来说，市场不应该成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经济形态，而是政府的“新领地”。当然，政府的意志是通过决策集团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现出来的。
    在 1990 年代中期，决策层受计划经济传统影响，加上吸取东亚市场受政府管制的经验，在强化市场、民营经济和地方权力，还是强化国家管理市场、国家垄断和中央集权的关键问题上，选择了后者，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回潮，不是扶植而是抑制市场经济制度。结果是政府自身利益不但没有削弱，而是更加扩大。政府功能、政府机构、政府雇员、政府经费全方位增长，政府系统高度官僚化。政府所使用的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增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显著上升。
    第二，政府改造和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工具。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各类市场上特定的并起独特作用的市场机制包括：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等等。在中国，是政府的官僚系统决定货币供给量、利息率水准和汇率波动，没有市场机制的任何空间。例如，利息市场化喊了二十年，至今看不到它实现的可能性。
    此外，货币化应该是中国重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但是，货币化很快被政府所利用。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垄断，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还有，所谓的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甚至衍生工具，无一可以摆脱政府的监控和操纵。金融经济部门形成之日，就是政府获取新经济板块之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
    第三，政府异化为经济实体。政府不仅是国家对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和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代理者，不仅拥有税收资源和对金融资本的操控力，成为中国财富扩张运动的发动者受和益者，而且集储蓄、投资和消费主体为一身，成为实在的经济实体。以土地资源为例，自 1990 年之后席卷全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还有以城市化名义对城市居民的“拆迁”和农民土地的“征用”，其实就是政府主导之下的土地资本化。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政府一次性收取和一次性花掉，成为国有土地价值升高的最大受益者。
    政府财政能力的扩张速度，持续超过国民所得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的经济行为，从动用社会保障基金到投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对国民经济影响至深。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市场，那么政府就是左右这个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最大变数。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通过对危机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误导，降低民众对市场制度的信心，增加对政府的依赖，加速国有企业对金融、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进程。
    历史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199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很快遭遇扼杀。没有约束的政府，凭藉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经过政府之手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
    所以，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秩序、保护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垄断，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介”；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占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2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
    简言之，政府以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