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国企为什么没有倒下？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广东的“两会”拿国企是问。1月21日广州电器装备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蔡瑞雄，建议广州市政府用项目暖企业，本地项目优先采购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说，市场是开放的，谁好就用谁的，如果你的产品不好，也优先用你的，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提高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才是国企的发展方向，你的这个指导思想要纠正过来。国企是亲儿子，民企和外企就不是吗？为什么政府采购不能对国企优先？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1月25日，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会议上，浙江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对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发问，浙江民营经济属全国最大最强。但这几年，为什么倒下去的都是中小民企，而国有大企业的日子都挺好过？夏宝龙直言“新36条”在地方难落实的现实原因：比如政府发债，由于回报率低，大型民营企业宁愿给中小企业放贷也不愿意投政府债券，温州市政府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民企的考虑没有错，资本都是逐利的。
    民营企业家在庙堂之上把问题提出来了：在经济下滑时，为什么国企没有倒下？但高官们似乎并没读懂他们的意思，有些答非所问。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剩下的国企都是控制力影响力强的大型企业
    在2012年4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与认识误区”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表达了对国企改革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切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务关系，切断补贴渠道。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使国有企业彻底的市场化。这些年来，有数十万家小型国企倒下，但被称为重组、改制，有5000户国有大中型的困难企业破产。中国现在中小企业的层面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剩下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型企业。并且中央大型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了上市公司。这些特大型国有企业不会轻易倒下，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成为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企业。
    “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的数量将减少至30-50家”，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在 “十二五经济形势展望高峰论坛”上如是说。这30-50家央企要具备三个要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曾几何时，央企由300多家减少至现在的123家，还要减少至30-50家。怎么减少？大方向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市场化经营改革？是合并重组，还是“婆婆”拉郎配?对此，国资委作为代表国家监管国有资产经营的，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授权的管理部门，无权作出决断，只能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上报方案，由全国人大做出决策。
    二、剩下的国企都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在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任务、目的规定得很明确：改革是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现在，我国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一百多万个，职工共达八千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偏离公有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改革”始于1997年的“主辅分离，分拆上市，改制分流，减员增效”，源于把中国优质资源型特大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拿到海外上市。一方面，石油石化产业把优良资产拿到海外上市，上市企业轻装上阵，体制机制创新，加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使人民心目中的公有制企业成了向海外资本输送中国国家利益，对内榨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利益集团”。这种做法已经开始逐步得到纠正。剩下的国企要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参考消息》2012年04月12日刊载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话说，国企改革涉及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线和目标。中国剩下的国企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其核心价值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会很低，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但国家会做出这一决策，因为国家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利润”核算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如果实行私有化它们就会停运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你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一位德国政治家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基本判断，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现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应该是确定国有资产的市场化经营改革方向，进一步增强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剩下的国企是身上流着“道德的血液”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然而，现实情况是私企的员工和农民工不断被一部分不良民企和外企经营者所虐待和奴役，而且愈演愈烈。整个社会除了国企的产业工人奋起英勇反击，被欠薪的农民工不断讨薪和一些“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之外，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那些“人民的勤务员”不但不遵循宪法维护工人与农民的权益，反而公开为富士通等无良资产者助威，甚至动用武装警察保护资方弹压工人群众。
    富士康“十三连跳”是令人心痛不已的悲剧，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永不可追回，留给我们沉重的反思。40万人，挤在3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半军事化的管理，集体宿舍、工厂以及公共食堂的三点一线，就是工人们一日复一日的生活状态。据报道称，“一到下班时间，这里摩肩接踵，比深圳最繁华的中心城区华强北还热闹，走到路上都要侧着身。”长此以往，人的精神状态将出现错乱，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处于一种新型的“被奴役”状态。2011年12月12日《深圳一日资企业近千人停工已持续一周》的报道披露：深圳一家日资企业近千名工人从12月4日晚上11点开始停工聚集，并派出代表与厂方谈判，至今双方仍未达成协议。这家发生停工的企业名为深圳海量存储设备公司，属于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公司（日企）全资子公司，停工缘起日立环球将公司卖给另一家美资企业西部数据，有员工担心重组完成后，企业原有职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工龄超过十年的员工可能要重新签劳务合同，工龄全部归零。早在2007年12月19日，这家企业员工就因为劳动强度大、加班时间长、工资不足额发放等劳资纠纷问题发生过集体停工并堵塞马路事件。柳州采埃孚（中德合资企业），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有如人间地狱。一天24小时摄像监控，高压管制，一线员工稍有不慎必遭主管恶毒辱骂全厂通报批评另加扣分。中午吃饭时间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半，绝不能提前一秒钟，也绝不能在十二点半零一秒到岗，否则先扣五十块人民币，然后全厂通报批评另加扣分（这分得扣三次，月绩分扣一次，半年奖评分扣一次，年终奖评分再扣一次，另工作态度分亦因此遭殃，前后所有扣分导致所扣人民币最少一千五百元。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北京举行，世行前行长佐利克，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微博）、张维迎、陈志武（微博）等60位国内顶级经济学家聚首北京，就“重返民富之路”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共议经济走向，共寻民富之路。张维迎则认为，中国今天严重的道德衰退、道德堕落与国有部门的主导有很大的关系。厉以宁的名言是“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而“国企”不肯党同虐待奴役工人则对外资、官僚资本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国企的工人工资比私企高，福利待遇好竟然成了大逆不道，因为这成为无良资本家眼里的负标杆，阻碍了他们赚取更高的剩余价值。
    如果没有了国企等公有经济的支撑，我们将土地、资源都交给大小资本，中国人的命运就交到资本家手里了，粮食价格会涨到了天上，这样的“集约经营”是“现代经济”了，但这些农民去哪里？如果强令农民上楼，哪粮食怎么晾晒、农具怎么放、家畜怎么养、桔杆往哪放。这样还是农民吗？ “发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消灭了农民，资本立马就实现了“高效率”“大农场”但哪还是中国人的中国吗？这不应该就是“城镇化”的蓝图，更不应该是所谓“人口红利”和“最大的改革红利”。
    四、剩下的国企是更多地关注职工利益的企业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改革要统筹兼顾，维护职工利益。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和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改制分流，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或者留下的负面效应，凸显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充分考虑企业的发展沿革和历史成因，把职工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因为大型国企的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运行机制，尤其是引入了海外资本，企业由国家独资变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改革牵涉面广，企业减员增效，改制分流的职工众多，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企业特色管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中坚持把职工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经营，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筑牢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国有企业为国家，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几千万职工奋力拼搏，忘我奉献的成果，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形成了“企业报国，福利员工，回报股东，奉献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用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理论来理解这种价值观，就是员工、股东、客户。这种排序符合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理论，也与我们党的一贯主张相一致。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产业工人队伍，虽然目前各种经济主体、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企业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使支持、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纵容资产阶级围剿公有经济的改革。“放权”就是国家放弃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经营收益的管理。 “让利”就是国家“让利”给先富起来的人，利用自己一言九鼎的权力，把国有的财产转为自己的财产，把国家的经济利益，变为自己的利益。 “承包经营”就是国家把自己的企业丢给他人。“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变公有为私有。“实行厂长经理年薪制”改革，就是加大贫富差距，是与国际资本主义接轨的分配，而且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更大更严重的分配，成了世界上，企业高管与工人收入之比最大的国家。根本问题就是无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性质，忽视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一些经济学家及“政治精英”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普世价值，参与政治和经济动乱的现象也不会自行停止。在苏东剧变，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结构改革”中，在世界金融危机问题上，在配合敌对势力分裂和肢解国家，消灭国企、窃取国资、外资垄断经济的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中，少数人极力推崇西方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的意识形态，表面上是为私营企业鸣锣开道，实际上是不遗余力地排斥国企，强制国企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为外国垄断资本强占中国市场扫清障碍。按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集中度计算，约95%的工业行业都是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其中包括电力、自来水、燃气、粮食购销行业等公用事业。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基本取消了工业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对此，在竞争性领域中存在的战略性国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企要坚定信念，不能掉以轻心。
    五、剩下的国企是为实施国家战略服务的企业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也不例外。政府要为全体公民和公众服务，把着力点放到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上。这就要求政府逐步脱离那些自己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具体商业事务，逐步减持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股权，进而实现把大多数企业的所有权转让给大众，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但这需要在严密的规划、监控和指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需要在10年20年的时间里完成。
     同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上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顽强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这更需要在严密的规划、监控和指导之下步步为营，也需要用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资产经营发展战略。它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缺乏战略安排，使我们错失了许多战略机遇。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来临，大宗商品、资源性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下降时，看不到我们以整体出击的议价能力。传导给大众的只是单个企业在那里各自为政，左冲右突，往往在最后关头而功亏一篑。据公开资料显示，“十一五”时期，在中国2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在其中21个行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近10年来，外资对制造业市场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就是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针对国企改革发展决定的“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并在竞争性领域发挥“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功能，有进有退。做到进退有序，做强做优做大，维护产业安全，担负起保护一般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的任务。
    国企改革的进与退，事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事关结构调整、经济布局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向，国企改革就要有进有退：在市场化经营改革上要进，在产权制度改革上要退；在控制涉及国家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上，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的重要骨干企业要进，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之外的企业要退；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在控制外部资源和市场上要进，在与国内企业竞争中要退。在有进有退中始终保持进退有据，进一步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增强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