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经济前景与2013年展望
中国经济现状有四方面基本特点:一是总量很大。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0%。二是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看,我国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排到100位之后。三是增长快。过去30多年,我们保持了接近10%的高增长,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滑坡的趋势,但是仍保持略高于7.5%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些国家,当然也远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四是发展极不平衡。比如,2011年贵州的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多一点,仅相当于天津的20%。“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扶持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增强发展能力、改善人民生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解决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农村地区的小康,没有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小康,我们就不可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当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甚至衰退,他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的比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当然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差别也很大。2012年以来,俄罗斯通胀高于7%,卢布大幅度贬值。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欧洲,欧债危机以后,欧洲经济衰退对俄罗斯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印度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但是从经济增长来说,他们保持了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因此,“十八大”报告中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新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2000年以后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跨越低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跨越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可以凭借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之后,就是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会出现自然回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下去。中国能够保持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情。高速追赶阶段结束以后,经济增长自然回落,这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说在经济起飞阶段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在高速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的时候,由于体制、政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滑坡。有的国家出现长达10年、20年乃至30年的经济低迷。
假定“十二五”的五年中,保持年均8%的增长;“十三五”的五年中,保持年均7%的增长;考虑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是按过去十年平均幅度提高,那么,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从而使中国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假定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的同时,假定美国保持过去十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考虑中美两国通胀情况,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越美国,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对于长期目标,我们曾提出了新的“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近或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第二步,到2030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中等水平,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经或接近完成,经济总量为美国1.5倍。2012年2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了合作研究成果,对2030年的中国给出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第三步,到建国一百周年时,达到高收入国家中上水平,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两倍。
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加大。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幅度滑坡。2012年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又处在向高收入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度上升,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对于地方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房地产调控带来房地产产业低迷,带来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下降。投融资平台再融资能力明显下降。税收收入增长下降。我们还处在7%以上的增长阶段,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明显的收支压力,未来我们会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债务风险呢?
中国外部环境所面临的挑战,简单地说,就是新兴大国崛起前的阵痛。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没有影响,对美国霸主地位不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发展再快也不至于引起全球如此之多的关注。我们认为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积极、透明、可预见的方式来融入全球化。所谓透明,就是要准确告诉世界,中国要干什么,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谓可预见,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我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让人家准确预期中国崛起对全球产生的影响,从而营造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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