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经济结构调整为何调了30多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2012年论坛上的发言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经济结构调整。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讨论30年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讲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到今天中央还强调呢？我们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谈三点思考。
    我要提的问题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体应该是谁？或者说应由谁来主导调结构？过去30年一直是政府在主导，而我们的结构始终调整不能到位，我们可否反思一下，这是否与过去由政府主导调结构有关系？我的观点，政府不应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为什么？因为如果政府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在理论上至少有三个前提要成立。
    第一个前提，政府要事先清楚什么样的结构是一个好结构。既然政府要主导调整结构，那么事先必须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政府对这个问题清楚了吗？我想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而政府并不是神仙，不会先知先觉，不可能提前知道市场将来的变化。所以这个前提不成立。
    第二个前提，政府要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更关注市场。这个前提成立吗？恐怕也不成立。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利益约束不同，企业家是拿自己的钱投资，要自负盈亏，他们一定会更关注市场。而政府官员通常坐在办公室里面听汇报，当然也会去做调研，但通常是走马观花。关键在于政府官员不是硬约束，赚了赔了，跟他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相比而言，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懂得市场。
    第三个前提，政府要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就说明行政手段要比市场手段更有效。是这样吗？未必。如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或者自然垄断领域，行政手段肯定比市场手段有效。如非典时期，我们的政府调控非常有效。但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行政手段是不是也比市场手段有效？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中央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既然这三个前提都不成立，那么，政府就不能主导调结构，问题是政府不主导谁来主导？企业家主导行不行？同样，也可以问三个问题，第一，企业家事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吗？企业家也不知道。第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关注市场吗？这个可以肯定。第三，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有效吗？这也成立。问题是如果由企业家来调结构，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是好结构怎么办？
    其实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当某种商品要素短缺的时候，它一定会涨价，市场要素过剩的时候，它一定会降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完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那么如何优化需求结构呢？其实就是一条，政府不要去直接管制价格，让价格体系真实地反映需求结构。价格体系合理，这样企业家就可按照价格体系的指引去调产业结构了。
    由此我有三点思考：
    第一点思考，如果让企业家主导调结构，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一般竞争性商品的价格，让价格反映需求。理论上这个观点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现实中政府很难这么做，因为总有人担心政府不管价格就有会出现通胀。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比如说前两年，我们的CPI接近5%，超过4%。国家统计局说通胀的原因是农产品（000061股吧,行情,资讯,主力买卖）涨价带动的。第一，农产品先涨价，然后才是工业品涨价。第二，农产品涨价的幅度高于工业品涨价的幅度，根据这两个理由，他们断定这一轮通胀是由农产品涨价带动的。
    很多专家、学者也附和这种声音，说通货膨胀是农产品涨价带动的。其实这判断是错的，通胀只能由央行推动，农产品不可能推动通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农产品(生产一吨粮食)，价格是一千元；一种是工业产品(生产一台冰箱)，价格也是一千元。那么，整个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就两千元。如果央行只发行两千元人民币，一千元买粮食，一千元买冰箱，那么，这个国家是绝对不会通胀的。如果粮食涨价，从一千涨到了一千二，那老百姓用了一千二百元买粮食，那么剩下只有八百块钱买冰箱，冰箱自然会降价，否则就卖不出去，就要积压，冰箱厂就得停产甚至破产。所以冰箱不可能不降价。
    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粮食涨价了，从一千涨到一千二以后，冰箱也涨价了，从一千涨到一千一而且也卖出去了，这就是奇怪之处。如果只是粮食涨，冰箱不涨，不叫通胀。一个物价涨了，另一个物价降了，总物价水平不变，不叫通胀。通胀就是农产品(粮食)也涨，工业品(冰箱)也涨，都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现在统计局的解释是农产品带动的，说农产品涨了20%，农业品涨10%，农产品是3月份涨价，工业品是7月份才涨。这解释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央行多发了三百元钞票，不然不可能两种商品同时涨价都能卖出去。所以弗里德曼讲，通货膨胀始终都是货币现象。
    第二点思考，既然要让企业家作为调结构的主体，那么就要尽量压缩政府投资，增加企业投资。这里的关键，简单说就是发国债和减税的关系。发国债是用于政府投资；而减税是把利润留给企业，形成企业投资。这是说，发国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今天的国债就是明天企业的税。即国债发债越多，企业未来的税负就越重。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想想，政府的国债最后是谁来还？它并不是由财政部门还的，一定是由税务部门向纳税人收税来还，政府国债发多了企业交税就得多，企业税交多了利润就少了，企业投资就少了，所以国债发多了会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是可以保就业，而企业投资也一样可创造税收、创造就业。
    第三点思考，让企业作为调结构的主体，我们就必须要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的投资什么、不投资什么，应该严格按政府的职能来确定。政府在经济中应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说政府是守夜人，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是仆人(也就是服务型政府)，从亚当斯密时期的守夜人到今天的仆人，政府职能其实就四项，一是保卫国家安全，二是维护社会公正，三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四是扶贫助弱。
    按照政府这四项职能，政府投资的领域很清楚，而且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也早就说了，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第一是国家安全产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第三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行业。另外还有两类产业政府要投资，一是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支柱产业。除此之外都叫一般竞争性行业，政府统统都要放开，要允许民间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来投资。只有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一般竞争性行业，让企业家按照市场信号，也就是按照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才有可能让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吻合。